“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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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汪晖的《90年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在《天涯》发表后，据说在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对于汪晖的批评却几乎不见于文字，一直处于一种学术谣言的状态。这是一场奇怪的论争。汪晖就像是现代的堂·吉诃德，同没有知识的“知识”，没有思想的“思想”进行着一场“学术论战”。那些没有人称的“知识”和“思想”，它们已经象野草一样蔓延成为现实，与既得利益一起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奇妙的“自然”状态。相反汪晖由于他的思考使他自己处于了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之中。1989年以来，尤其是在19

2、92年之后，知识界长期处于所谓“失语”的状态。中国像一只千头虫，我们除了无力而多余的喝采之外，别无所为。90年代似乎是现实在赤裸裸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然而，实际上思想并非无所作为。思想一如既往地参与了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像90年代这样思想深深地被卷入到了现实之中。而且正是因为知识和思想深刻地卷入了现实之中，知识和思想才会这样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并且因此我们才会觉得好像90年代是没有思想似的。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已经无法把思想和现实分别出来，正像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无法把知

3、识和利益区分开来一样。曾经，现实只能够是现实，思想仍然还是思想。今天天真无邪的现实，正是思想和利益合法地通奸所产生的儿子。尽管并不久远，我们却似乎已经忘记了90年代是被80年代呼唤出来的这一事实。具体地说，90年代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今天被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种并不遥远的“思想”的结果。本来，“自然”从来就不是鸿蒙未辟的自在之物，而是相反总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是被“知识”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自然”。　　　　汪晖对于90年代的有力表述，终于使我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一千手千

4、足的现实怪物。汪晖第一次努力将90年代中国这一充满了魔法的怪物置于知识的控制之下，汪晖的文章摧毁了90年代知识界的蒙昧状态，终于使知识重新成为知识，思想重新成为思想。汪晖的文章有两个重点：首先，它将80年代概括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其次，它尝试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出诊断。80年代，知识分子曾经将所谓“新时期”和“五四”相提并论；同样，与30年代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相对应，今天，一场新的社会性质的论战又开始凸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面前。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经奉旨“革命”，认为“革命”解

5、决了所有的问题；今天集合在自由主义旗帜之下的知识界奉旨“告别革命”，认为“反革命”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为了理解90年代，我们不得不退一步回到80年代，回到“新时期”的历史过程之中去。“新时期”是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并且展开为“新启蒙主义”。可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一开始就是混乱不堪和自相矛盾的。他们一会儿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封建主义传统”来否定掉，一会儿又将它诊断为“激进主义”而进行治疗。他们一会儿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一会儿又认为它是“多数人的暴政”。他们

6、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叙述是如此混乱和矛盾，因此到底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也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重要的是所谓“新时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新时期”是在传统/现代的价值坐标中“走向世界”和“现代化”的一种历史创造。“新时期”表达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把文化大革命叙述为民主和平等的激进叙事，并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对直接民主和普遍民主的“反思”和否定，以及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认同，来建立新的“自由”的叙事。它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民主/自由的二元对立中来凸显“自由”的“新时期”。自由和平等的对

7、立是新启蒙主义的“新时期”所隐含的一个基本的思维结构。也就是说，个人自由的叙事是在民主和平等的叙述的崩溃之中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新启蒙主义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民主、平等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预设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指出这是新启蒙主义的一种历史虚构，并且要指出这一虚构是“少数人的自由”的合法叙述的必要铺张。　　　　汪晖在《文化与公共性》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市民社会’或市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

8、到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他们鼓励通过实际上受控的市场重新制造社会不平等，嘴里说的却是‘不干涉主义’。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挪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钱交易”中，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