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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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以唐代吐鲁番、宋代白沙墓葬的发掘资料为例从事社会性别史研究，特别是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由于跨学科的理论建设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感到困扰。大家都意识到，要突破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献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之外的档案、地方志、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文字资料），又包括实物资料（物质的、身体的，等等）、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

2、料的互补和互证。本文希望通过个人在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点滴经历，讨论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这里所说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就资料而言，指通过发掘得到的资料，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实物资料；具体地讲，主要是出自墓葬遗址的资料。考古学文化本身反映的是一种复杂的时空综合系统；我们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不能仅止将注意力置于一个个单独器物、图像之上，而必须注意“遗物群”构成的社会意义，注意同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遗物所共同传达的综合性文化讯息，也要注意遗物与遗址的整体关系。显然，考古发掘资料的内容及其特质颇不相同。仅就出土于墓葬之中的资料而言

3、，其表达载体有文字与非文字资料之别。女性墓志、功德疏等文字资料，由于其特殊性质，一方面可能较为直接地反映女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会竭力向主流话语靠拢，以理念的框架来“规范”当时的现实。这类材料润饰溢美的成份相当突出，清晰地体现出时人心目中对于完美女性形像的理念[１]。出土的各类上下公文、户籍、诉讼状及判辞之类官方档案，自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虚饰成份，但受其用途制约，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可资比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整体背景。帐簿、契约、转帖之类民间世俗文书，尽管同样受到“正统”规范，但其重实用、易操作之性质决定其内容比较接近于社会实际。非

4、文字的随葬物品，其形制、数量、款式、工艺等等所传递的信息，都会有助于我们对于文献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作文网z）、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３６]，“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出土资料所传达出的实际讯息。参考著述目录：Bloch,Marc:TheHistorian'sCraft,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translatedfromFrenchbyPeterPutnam,reprinted1992；周婉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穆舜英：

5、“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影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页3—6，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作文网zp;TheStateinSungChina(960--1279),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pp.12-24.（转载自中国评价网.nseac.）[２]见拙作“206：75）。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性别差异带来的偏倚，同时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也使我们注意到墓志所带有的时代印痕。[４]今存新疆博物馆的一方红地墨书墓砖，是当地纪年最早（章和七年，公元537年）、叙事最简略的女性

6、墓表之一，其中记载了墓主丈夫的官职与姓名，却没有提及她本人的名字、乡贯及去世时的年龄。[４]同一时期中的男性墓表，存在两类情形：同在章和七年的张文智墓表，履历详尽，郡望、卒年记载清楚；而次年的朱阿定墓表，则有其官职、乡贯而无卒年。[５]例如，出土于阿斯塔那110墓的高昌延和六年（607年）张沂子妻高氏墓表与出土于504号墓、去世于608年的张叔庆妻麴氏墓表。[６]这几位夫人全部出身于大族：如敦煌张氏、敦煌宋氏、张掖袁氏、张掖巩氏及扶风马氏。[７]这20位墓主中，11位出自高昌大族麴氏。[８]马克·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周婉

7、窈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页62。[９]例如，其中一简（EPT40.17）书有“毋伤队卒陈谭”之“妻大女捐年卅四”等字样[９]。当时这一词语，可能是指年龄及“丁”的成年女性或已婚成年女性。[１０]《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首条疏议即提及“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云云，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31,1983年。（作文网zbers: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4:p.12-14.[３３]吐鲁番地区文

8、管所：“1986年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2期，页143。[３４]对于墓室内、石棺上“妇人启门”的形像，考古报告中通常解释为“墓主及生前生活的反映”。研究者一般亦倾向于“是确切的真实生活情景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