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和至元祐文学的创新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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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元和至元祐文学的创新与建构摘要：中唐元和到北宋元祐近三百年的吋间，是中国封建前期文化向封建后期文化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群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问题，而应看到其与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求变创新的内在的、深刻的关系。只有深刻认识到元和以来文学创新与建构背后深厚的思想文化动因，才能准确评价这一阶段文学迁变的真实内容、思想文化史、乃至文学史意义。关键词：元和、元祐文学；创新与建构；思想文化动因;清人陈衍说：“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1]三元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封建文化转型时期出现的三个文学创作高峰，此论引

2、起了后代学人的普遍关注，尤其是近百年來的文学研究，以盛唐开元为界，将此前的社会类型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此后视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后期，已经基本为学界所公认。但是，这三个高峰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及其思想文化史、乃至文学史意义，显然有不同的内涵。代表“盛唐之音”的开元文学、代表由封建前期文化向封建后期文化过渡的元和文学与代表封建后期文化基本成型的元祐文学，被许多学者反复讨论，并取得不小的成就，然而将三个高峰联系起来分析其内在关系,尤其是元和至元祐这一阶段的内在关系，却还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之立论，正是基于此基础上，笔者抓住中唐至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特点，从“创新与建构

3、”入手，对元和至元祐的文化背景及文学主流进行论述，以期得到这一阶段文学迁变的系统研究成果，填补研究不足的空缺。一、从士族文化向世俗地主文化转型说起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云：“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陈先牛这一宏通之论，并非凭空构架的突发奇想，而是对其父辈陈衍、沈曾植等人学术思想的继承，只不过陈寅恪先生以宏通精到Z见解分析屮唐政治、文风、士风，其研究已溢出诗史范畴，而涉入唐宋文化转型，乃至中国封建文化前后期转变的广阔学术领域，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从中唐至

4、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理论支撑，使后来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中多所建树。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唐代是屮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见解，并从政治体制的变化來分别“中世”与“近世”的概念，认为：“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3]内藤的学生宫崎定市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则更细地从经济、政治、教育状况来论述宋代之所以为“近世”的，文中说：“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4]不管这些论点是否完全站

5、得住脚，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必须承认的，即从宋代的社会文化来看，其与盛唐以前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而这一不同，则是从中唐开始，到北宋基本形成的。陈寅恪先生所云：“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正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唐代由士族文化向世俗地主文化转型过程中，最为直接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婚姻的方式达成的，另一种则是通过科举的方式实现的。安史Z乱前的唐代文化，从本质上讲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在唐初推行北魏均田制，唐太宗时修定《氏族志》和武则天掌权后，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大量擢用由科举进身的进士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对北朝旧贵族和以李姓皇室为代表

6、的关中门阀士族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为庶族地主进入统治阶级，突破门阀士族的垄断，开创了一条虽然坎坷但充满希望的大路。从此以后，唐代政治、思想、文化主流之争就逐渐转为士、庶之争。然而士、庶之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面是士族鄙视庶族的“暴发户”嘴脸而耻与之联姻而遭朝廷禁婚，另一方面，朝廷大臣们却向往与山东旧族攀上姻亲。女口：太宗吋期名臣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及玄宗朝名相张说与山东I口族婚姻关系一直不断。武后时期宰相薛元超曾对亲近的人不无遗憾地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5]“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

7、：'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6]可以看出重门阀、轻庶族乃至轻以军功取天下的皇族社会心理依然很垂，虽说社会心理依旧看重士族门第，但士族必然衰落却是历史潮流。人们常常说，唐代科举考试使庶族得以取代士族而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其实只说对了一部分，试看《唐摭言》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唐代科举考试只是改变了士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而非使庶族能完全取代丄族，这一过程应该在宋代才基本完成。李浩先生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中说：“关屮士族虽然丧失了既得的政治特权，不再拥有入仕的优先权，但它并未被消灭铲除，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