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行为研究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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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曾盼盼，俞国良，林崇德[摘要]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志愿者活动研究、跨群体助人研究，以及群体间助人研究。这些新视角及其相关的研究，反映出亲社会行为研究在各个水平以及相关学科间进行整合的趋势，有助于研究者对亲社会行为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关键词]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志愿者活动；跨群体助人；群体间助人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宽泛的行为范畴，是指个体自愿做出的，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并促进相互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行为。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人际间临时、自发的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和这类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际间助人行为的研究日趋饱和，研究者对助人和利他主义的兴趣逐渐降低。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兴趣被重新点燃。这时的研究者不再囿于传统的主题，而是开辟了诸多新的整合性的视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称为微观分析水平的研究），以及群体和组织水平上助人行为的研究（称为宏观分析水平的研究）。前者是在社会神经科学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新视角，后者的发展主要归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志愿者活动研究的不断升温。志愿者活动是镶嵌在由社会群体身份所建构的社会和行政背景中的一种有计划、长期的亲社会行为。它既是一种个人活动，也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志愿者活动的关注，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背景，来联结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和群体或群体问行为研究，促使这两个本来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轨迹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鉴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具有代表性的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进行述评。一、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一）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关于亲社会行为起源的研究表明，共情可能是连接遗传倾向和直接的亲社会行为的基本成分。对他人状态的共情唤起，可转化为各种亲社会情绪（诸如同情、怜悯、内疚和担忧等）.. .，继而诱发亲社会行为。鉴于这种理解，在社会神经科学发展起来后，研究者很快就开始探究共情的神经基础，并使之成为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的焦点。该领域不断累积的证据表明，人们既可以共享另一个人的情绪或感觉状态，也可以通过对他人状态的推理来理解他人的意向、愿望和信念，前者被界定为是共情，后者被称为认知观点采择。尽管共情和对他人状态的认知推论经常同时发生，采用fMRI技术的社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共情和认知观点采择激活了不同的神经网络。前者激活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前脑岛（anteriorinsula，AI）和扣带回（AnteriorCingulateCortex，ACC）区域，后者主要激活前额叶中部（medialprefrontalreglons），颞上沟（thesuperiortemporalsulous，STC）以及顶叶（parietallobe）。Singer等通过比较被试自己接受痛刺激和观察另一个人接受痛刺激时大脑的激活状态，证明了在两种情况下，AI和Acc均被激活。其他使用不同痛觉刺激和情境的同类共情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将痛刺激换成令人厌恶的气味刺激和触觉刺激时，这两个区域也会被激活。基于对共情的神经基础的探讨，社会神经科学家对共情的内涵做出了总结，即：（1）共情是一种情绪状态；（2）这种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同形的；（3）这种状态由对另一个人情感状态的观察和想象引起；（4）共情者知道是另一个人引起了自己的情感状态。这种界定能有效区分共情与观点采择、同情、怜悯和情绪感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与同情或怜悯不同，被共情引发的情感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同形的，同情或怜悯却并非如此。共情不一定会激发亲社会动机，共情有时甚至有阴暗的一面，比如，用来抓住另一个人的弱点，使其遭受痛苦。而同情或怜悯则与亲社会行为有必然联系，如Kim等发现，对另一个人的悲伤表情产生怜悯会显著地激活中脑腹侧纹状体／隔膜区网络（midbrain—Ventralstriatum／septalreglionnetwork），这些区域对于诱发亲社会取向的动机及伴有的价值感起重要的作用。因此，共情需转化为同情、怜悯或担忧情绪，才能引发亲社会动机。除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共情做出完整的界定外，社会神经科学家还总结出大脑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例如，情绪的内在特征、共情者与共情对象的关系、共情者的特征、情绪刺激的显著性与强度，情境因素等等。deVignemont和Singer等（2005）试图进一步探究共情过程在哪个环节上受到调节，提出了两个共情模型——后评价模型和前评价模型来对此进行阐释。.. .在后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了情绪反应，同时背景信息得到评价，背景评价的结果会调节最初自动产生的共情反应。在前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不会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共情反应。情绪线索首先在内部和外部信息背景下得到评价，背景评价加工的结果决定了情绪反应能否产生。目前，对共情的神经科学研究还无法区分以上两个模型提出的加工路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使用更为有效的技术，以及通过改善实验范式，来区分这两种加工路径。尽管社会神经科学对共情的研究取得到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影响大脑共情反应的因素，在调节大脑共情反应时是否会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亲社会倾向的个别差异源自何处，这些个体差异是否可以预测同情和怜悯等包含亲社会动机的情感？连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二）志愿者活动的研究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和群体研究搭建桥梁的志愿者活动的研究，是2000年以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倍感兴趣的领域。社会学家，例如Wilson等关注社会建制和人口学因素与志愿者行为的联系。比如，考察家庭、宗教组织、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水平、性别、民族与志愿者行为的关系。心理学家则关注潜在志愿者的个性和需要，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情境，如何经由不同的动机转化为志愿者活动。还有一些学者试图整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他们基于取自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指出个性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如家庭、文化），均会对志愿者活动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个人内部的认知过程（比如态度，身份认同，对理想的承诺）和人们社会网络的丰富程度为中介。与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所关注的临时、自发的助人行为不同，志愿者活动是一种长期的、有计划的亲社会行为，这就涉及传统研究所忽视的视角，即像志愿者活动这样的助人行为为什么能长期维持下去？Omoto和Snyder以及Pi1iavin等分别提出不同的模型，来解释哪些过程使志愿者活动得以维持。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侧重点不同，但并不相悖。Omoto和Snyder提出的志愿者过程模型更为关注个人内部的变量（比如动机），认为持续的志愿者活动主要由最初人们去当志愿者的动机或需要，与人们作为志愿者的实际经历的匹配程度所决定；同时，该模型还指出亲社会倾向，志愿者活动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志愿者经历所带来的满意度，以及志愿者融人组织的程度，对于维持志愿者活动也起着重要作用。Piliavin等提出的角色身份模型则更为关注社会角色和社会背景（Piliavin，Grube，&Callero，2002）。模型中两个关键的结构，即知觉到的期望和角色身份，变成了该志愿者个人身份的一部分。知觉到的期望促使个体决定去当志愿者，组织变量（如某志愿者服务组织的声望），以及与实际的志愿者活动相关的经历和行为，而这种角色认同，是维持志愿者活动的直接原因。.. .关于志愿者活动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志愿者活动对于志愿者自身可能产生的益处。我们知道，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更为关注助人行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志愿者活动研究和后文将要介绍的群体间助人研究，都给予助人行为的后果大量的关注。心理学家对志愿者活动所产生的积极身心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这几个问题，即志愿者活动是否有长期的益处；志愿者活动的数量和类型，志愿者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志愿者活动的效应；产生这些积极效应的机制是什么。Piliavin等人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对几个问题做出了探讨。他们发现，志愿者活动能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发展性影响，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有正向联系；所参与的志愿者活动越多样，时间越长，一致性越高，志愿者的身心健康水平就越高。那么，志愿者活动对不同个体的效应是否不同？答案是肯定的。Piliavin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融入社会的程度调节着志愿者的效应。那些与社会更为疏离，即单身、较少与朋友或亲戚来往，或住在人口稀少地区的个体，更能从志愿者活动中受益。由志愿者活动带来的融入社会的过程和自我价值感的提升，通过心理一神经一免疫学的路径，促进了个体的身体健康。这就是志愿者活动对志愿者自身产生积极效应的内在机制。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部分关于志愿者活动效应的研究一般采用调查方法，在做因果推论时我们要慎重。（三）跨群体助人行为的研究自亲社会行为研究与群体研究开始对话以来，跨群体助人的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该主题的大量研究都揭示了一种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较强的偏爱倾向，即人们更有可能关心那些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因而也更有可能去帮助他们。Stürmer等研究者在不同文化间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于由共情动机引发的助人行为的调节作用，证明了人们在决定是否助人时个人过程与群体过程的差别。当助人者和被助者属于同一文化群体时，共情对于助人行为的影响较强，而当两者分属不同群体时，共情对助人行为的诱发作用则相对较弱。在由实验操纵所创造的群体背景下对同样的问题进行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Stürmer等还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如何调节被助者的吸引力对助人的预测作用，发现当被测者是外群体成员时，吸引力对助人的预测作用比当被助者是内群成员时更强。Stürmer等人的实验说明，在内群体条件下，共情是助人行为较重要的预测因素；而在外群体条件下，人际间因素，诸如吸引力，是助人行为更为重要的预测因素。.. .总之，大部分跨群体助人的研究，均认为助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内现象，因而强调共享的群体身份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们似乎总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理由（比如，吸引力）才会去帮助外群体成员，而对于内群体成员，不提供帮助才需要特别的理由。为了提高跨群体助人的概率，人们需要在知觉中放宽内群体的范围，诱发一种“共同群体身份”。然而，另一些研究者，以Wright和Richard等为代表，则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和考察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助人行为。他们认为跨群体的助人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不一定在将自己与对方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时才会出手相助。在很多时候，人们向外群体成员施以真诚的帮助，是因为他们已将该外群体纳入到了自我中。这是Wright和Richard将最初来自人际亲密性研究的自我扩展模型（self—expansionmodel）推广到群体过程和群体间关系的研究领域时提出的主要观点。根据自我扩展模型，自我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与他人形成并保持亲密的关系，籍由这种关系将对方纳入自我，对方的资源、观点和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己的，这时人们会体验到一种强烈而真诚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感觉。Wright和Richard在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我扩展的需要也可以通过将外群体纳入自我来满足。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获得其实际的成员身份的群体，也可以通过跨群体友谊的发展，逐渐被纳入到自我中，这使得我们对该外群体及其成员持积极的态度，向他们提供帮助就像是在帮助自己，具有自动化和无私的特征。来自横断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资料为Wright和Richard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对美国和加拿大各少数民族成员的调查显示，跨群体友谊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外群体纳入自我的程度，不仅可以预测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是否积极，而且还可以预测其是否在行动上支持和帮助外群体成员。另外，Wright等还发现，亲密的感觉和知觉到的亲密他人被纳入自我的程度，比跨群体接触的次数，更能预测积极的群体间态度。并且，两者还存在交互作用。当接触涉及亲密感觉和将他人纳入自我时，接触越多，对外群体的感觉更积极；否则，接触越多，对外群体的态度越消极。（四）群体间助人行为的研究群体间助人研究，是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与群体研究出现整合趋势以来的另一个热点。群体间助人不同于与跨群体助人。在群体间.. .助人情境中，助人者在集体身份的水平上做自我归类，并在集体水平上考虑外群体成员。因此，群体间助人情境中向外群体成员所提供的是可以代表其内群体的帮助行为；而跨群体助人情境中的助人者关注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而不是集体身份，同时意识到帮助的对象是外群体成员，他或她与该外群体的“特殊关系”使该外群体值得帮助。群体间助人研究的重点是助人群体与受助群体双方动态的权力关系。Nadler等（2002）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模型，即作为地位关系的群体间助人模型（IntergroupHelpingasStatusRelations，IH—SR），来系统地解释高地位群体如何用群体间助人来维持其社会优势地位，以及低地位群体如何通过处理这种关系，试图改变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不利位置。他们总结出帮助情境中影响群体间助人关系的三种因素：社会等级的结构（地位关系的稳定性）、所提供的帮助的类型（自治取向和依赖取向的帮助）和个别群体成员的特征（内群体认同和社会支配取向）。Nadler等人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察了这三种因素对群体间助人关系的影响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无论是通过实验操控形成的群体，还是真实世界中的群体，均存在这样的效应：当群体间地位关系不稳定时，低地位群体往往不愿意依赖高地位群体。他们对于接受帮助做出防守反应。当低地位群体对高地位群体的优势地位造成威胁时，高地位群体成员通过向低地位群体提供更为依赖取向的帮助，来对此做出反应。这些关系受到个别群体成员特征的调节。高内群体认同者对于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更为敏感，表现出更多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例如，当社会等级不稳定时，从高地位外群体那里接受帮助会使高内群体认同的成员体验到更强的威胁感。对于高地位群体，当其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时，高社会支配取向的成员更倾向于向低地位群体提供依赖取向的帮助，以保持内群体的优势地位。Nadler和Halabi还进一步考察了群体间助人如何影响具有不同力量的群体之间现存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变化时期，群体的地位关系并不稳定，高地位群体力图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低地位群体希望实现社会平等。当高地位群体向低地位群体提供帮助时，双方对同样的帮助行为的知觉和解释是不同的。例如，在Halabi，Nadler和Saguy（2008）实施的一项研究，实验者让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对犹太人给阿拉伯人的帮助做出评价，结果发现，知觉到彼此之间地位关系不稳定的阿拉伯人，将来自高地位外群体（即犹太人）的帮助视为一种控制和支配的手段，认为其助人的动机是利己的；而犹太人则将同一帮助行为视为善意的表达和群体之间交流的方式。这个实验说明，群体间.. .助人有时非但不能缓和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由于双方对该助人行为的不同解读，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Halabi&Nadler，2009）。关于群体间助人关系的研究提示我们，群体关系有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貌似友善的帮助，很有可能是高地位群体用来维持现有权力关系的手段，只不过这种方式更为隐蔽，不像歧视或贬低那样直接和外显。因此，理解内外群体对于特定行为的不同看法，对于改善群体间关系意义重大。二、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对未来研究的启示从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可窥知，随着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亲社会行为研究日益呈现出在各个研究水平以及各相关学科间进行整合的趋势。这一趋势有助于我们对亲社会行为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亲社会行为研究与神经科学的整合，使我们有能力探究亲社会行为的微观机制；与社会学的整合，使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探讨人际间单向的助人行为，而是放眼社会和群体背景下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所呈现出的整合趋势提醒我们，也许当前更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是“采用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视角来考察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未来的研究不妨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整合，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诸多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还会启发我们提出更多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例如，稳定的、可观察的亲社会倾向的个别差异如何在神经科学水平上得到证明，一直是一个尚待厘清的复杂问题。最近Singer等人实施的一项结合了药理学干预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为探究亲社会倾向个别差异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启发。他们采用痛觉的共情研究范式，考察了一种叫后叶催产素（oxytocin[OT]）的神经肽和亲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对大脑共情反应的效应。OT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行为加工的潜在调节因素，可以降低对社会压力的身心反应，调节社会记忆，以及提高信任、宽容和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Singer等在其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亲社会的”被试与“自私的”被试（通过以钱为刺激物的博弈游戏来测量）对OT的反应有所不同，当“自私的”被试自己接受痛刺激时，OT降低了杏仁核的激活。这意味着“自私的”被试可能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性和缺乏情感，他们的行为不是由推理所决定，而是由他们的焦虑感觉所决定的。这个研究通过将药理学技术应用于亲社会行为研究，对亲社会倾向个别差异的神经机制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它提示我们，亲社会行为研究与生物学科的进一步整合，可能有助于社会神经科学家和人格心理学家更好地理解潜藏于复杂社会行为之下的神经机制过程。.. .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给予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可以将亲社会行为视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进行探讨。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大多将亲社会行为当作结果变量，关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和动机；而关于志愿者活动和群体间助人关系的研究均非常重视亲社会行为的效应。事实上亲社会行为对于维持个人健康，建立或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有很重要的价值。在志愿者活动研究和群体间助人研究的启发下，更多研究者认识到，将亲社会行为视作进行中的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的一部分，来考察其对于人际和群体过程的贡献，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诸如“内隐和外显的亲社会行为对于稳定的人际和群体关系的作用和机制是什么？调解期相互的亲社会行动是否比没有亲社会行为或单方的亲社会行为，更能促进随后关系的稳定？”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单纯的课本内容，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通过补充，达到内容的完善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