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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2009·1Society第29卷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彭玉生摘要: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关键词:宗族社会网络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计划生育生育率一、引子中国宗族文化的核心规范是传宗接代、延续血脉。血脉的万年延续,有赖子孙后
2、代在数量上的繁荣和在财富上的昌盛。祖宗崇拜是中国的文化构造,借祖宗神灵凝聚后代,祛灾避害,共续香火。祖宗崇拜不仅仅通过民间文化而深入人心,并且渗透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之中。儒家思想以“孝”为中心伦理范畴,强化生育规范。如此,生育规范和国家权力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和谐共处,水乳交融。彭玉生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布鲁克林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高校社会学E2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参加过以下会议或讲座:“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太原,2006年5月);美国东部社会学会年会(费城,2007年3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列讲座(上海,2008年6月);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广州,2008年7
3、月);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系列讲座(美国,2008年10月)。作者对这些讨论会的与会者表示感谢。黄宗智教授多次阅读和评论本文初稿,使笔者获益匪浅;JoelAndreas,EmilyHannum,VictorNee,HirokiTakechi,LilyTsai,范方军、沈原、刘世定、王存同、周立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37·社会·2009·1然而,从1980年开始,繁衍后代的生育规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正面冲突,水火不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20年里,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过剩论,放任甚至鼓
4、励生育,导致全国的总生育率1一直居高不下,徘徊于每个育龄妇女平均5胎～6胎之间。随着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全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剧增到1970的8.3亿。面对人口爆炸和失业率走高的现实,中共中央从197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先是推行比较温和的“晚、稀、少”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生育率。到1970年代末,总生育率降到了3胎线以下。1980年开始执行强硬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将总生育率从3胎左右降低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2.2胎(Zeng,1996;Greenhahgh&Winckler,2005:17218;X.Peng,2004:136)。2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
5、施有效地控制了生育率,学术界却对此褒贬不一。褒者称赞其有效性(Banister,1987;Zeng,1996);贬者批评它过分严苛、无视人文关怀(Greenhalgh,2005;Greenhalgh&Winckler,2005;Lee&Wang,1999)。不过,褒贬双方都把这个政策的成功实施归因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强大基层政权,似乎国家权力彻底压倒了民间传统,完全摧毁了中国农民的抵制。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本文的宗旨不在于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人口学意义,而是分析以宗族为支撑的非正式规范与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正式法律之间的微观冲突机制。问题并不是国家控制是否有效,而是农民能否借宗族网络的凝
6、聚力来软化国家法律的刚性。在理论渊源上,本文秉承科尔曼(Coleman,1990)、倪志伟、英格拉姆(Nee&Ingram,1998)、普特南(Putnam,2000),以及波特斯、周敏(Portes&Zhou,1992)等的社会资本理论,他们均强调网络密度和群体凝聚力有助于规范的约束力。简而言之,人际网络密集、凝聚力强以及信任度高的群体或者社区,能够更有效地组织集体行动,执行非正式规1总生育率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分组生育率的加权总和。它反映一个妇女在一生中(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目。一般认为,每个妇女2.2胎是人口更替率。2根据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当年全国总生育率降到了1
7、.22胎,但人口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过低,很大程度反映了有瞒报的情况。王广州(2006)使用了小学入学率数据,估算出2000年的总生育率应该在每个妇女生育1.7胎21.8胎之间。GreenhaghandWinkler(2005:155)认为应该在1.6胎左右(另参见Retherfordetal.2005)。·38·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范。笔者(Peng,2004;2005)曾提出,当今中国的宗族网络具有规范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