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书籍的装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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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纸质书籍的装订形式 卷子装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韩愈）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五十馀，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浐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黄鹄。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 卷子卷子是纸质文献的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从竹木简转换过来的。只是把竹简换成了纸，而且帛书基本也是这样子的。只是有的帛书的折叠方式不同。在我国从六朝到唐代，纸质书籍的装帧形式都是卷子。五代之后卷子这种装帧形式依旧存在比如说佛经。在敦煌出的经书中大多是卷子。 卷子的高度一般为一尺，长度则往往根据需要而定。唐代流传的《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作品。就是一封信，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在我国的西北出土的大量的敦煌卷子，有的长达两三丈的。卷子是一张一张的纸粘起来的，每张纸长约四十到五十厘米，高约二十五到二十九厘米。竖格叫“边准”，宋人叫“解行”，上下有横栏，这种竖格是专人用特制的笔画出来的，一般只有上下栏，无左右栏，是简策遗意。 经史子集，红绿碧白卷子不方便携带，就放在了袋子里，这叫做帙，一般是十卷为一帙。卷帙浩繁。这也是源于竹简。 信口雌黄《晋阳秋》王衍，字夷甫，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当时的纸要染潢，就是用黄檗汁，目的是防虫，“吟咏向枯简，匍匐守黄卷”。后来要改也用雌黄来修改。黄卷、黄籍 纸质文献何时取代了竹简大约在东晋末年，《初学记》引《桓玄伪事》：“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温西晋付咸的《纸赋》，“既作契以代绳今,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洛阳纸贵： 洛阳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曾做一部《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抄写这篇千古名赋。 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后汉书·贾逵传》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人。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发明了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纸：絮也,一曰苫也，苫,盖也。 梵夹装 这种装帧形式源于印度的佛经，也就是贝叶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没有贝叶，但是中国有纸，于是一开始的佛教徒都使用这种方式来装订书籍，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他在读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种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隋代杜宝《大业杂记》：“……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元代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于唐懿宗“自唱经,手持梵夹”句下,注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 表明梵夹装,系专指古印度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的装帧其方法是将刻写好经文的贝多树叶，依次摞成一摞，在摞的上下各夹配一块与经叶大小长短相同的竹片或木板于夹板中段,隔开一定距离,连同经叶垂直穿两个小圆洞。再用绳索两端分别穿入两个洞，直至穿过另一边的夹板，将绳索勒紧结扣，一部梵夹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 纸张制作的书籍，无法采用梵夹装；且梵经译汉，亦无所谓梵称。故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书籍没有梵夹装。但梵经译汉之后，特别是译成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之后，例如藏文、蒙文藏经，其用纸张书写或雕印的经叶，也有仿效贝叶经的。这种经集数叶成一摞之后，也有上、下用木板相夹，而后用绳索、布带相捆的。虽非贝叶经的梵夹装，但显然是对梵夹装的模仿，故亦可称为梵夹装。 旋风装 旋风装又名龙鳞装。从不同的角度来命名的。总起来看看是象风刮过的波浪，从风的角度命名为旋风装，从纹的角度来看是龙鳞装。 经折装 经折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经折装就是吧卷子改成折叠式，纸依旧是连接起来的长幅，但不再是卷起来了。后来很多的书法作品依旧采用了这种装饰，后来的很多大额佛经依旧采用了这种装帧的方式。 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斯坦因《敦煌取书记》载：“又有一册佛经，印刷简陋，然颇足见自旧型转移以至新式书籍之迹。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盖此种形式之第一部也。……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它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之后，甚似近世书籍。”可见经折装五代已经出现。特点在单面书写，收展便利。 蝴蝶装 中国古书装帧形式之一。雕版印刷的书籍出现以后，特别是进入宋代雕印书籍盛行以后，由于书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引起书籍装帧方法和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雕版印书不同于用手写书或抄书。写书或抄书，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一纸接一纸地写下去。而后连接起来，或卷起成为卷轴装，或折叠成为经折装。雕印书籍要受版面制约，即每版只能雕印一定的行款字数，且通常都有边栏界行。这样印出的书叶,都是以版为单位的单叶。这种书叶若是仍然沿用卷轴装或经折装，就必须将书叶先行首尾粘连,且要设法去掉或掩盖每叶的左右边栏,劳师费时，极为不便。 适应雕版印书的特点，创造了蝴蝶装。具体办法，是将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中缝线为轴心,字对字地折叠。然后集数叶为一叠，排好顺序,以版口一方为准，戳齐，逐叶用浆糊粘连。再选用一张比书叶略宽略厚略硬的纸对折，粘于版口集中的一边，以为书脊。再将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部蝴蝶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这种装帧的书籍，打开来,版口(也称为版心)居中,书叶朝左、右两边展开,有如蝴蝶展翅,故名蝴蝶装。由于版心藏于书脊，上、下、左三边都是栏外余幅，有利于保护栏内文字。 这种书籍的装帧方式流行的时代是宋元时期。蝴蝶装是由经折装变来的，元·吾衍《闲居录》：“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薄帙。”这里“薄帙”就是蝴蝶装的一本一本的书籍，其重大进步就是变成了单页装成册的形态，这种形态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册页基本上一致了。 雕印书籍要受版面制约，即每版只能雕印一定的行款字数，且通常都有边栏界行。这样印出的书叶,都是以版为单位的单叶。这种书叶若是仍然沿用卷轴装或经折装，就必须将书叶先行首尾粘连,且要设法去掉或掩盖每叶的左右边栏,劳师费时，极为不便。于是适应雕版印书的特点，创造了蝴蝶装。 具体办法，是将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中缝线为轴心,字对字地折叠。然后集数叶为一叠，排好顺序,以版口一方为准，戳齐，逐叶用浆糊粘连。再选用一张比书叶略宽略厚略硬的纸对折，粘于版口集中的一边，以为书脊。再将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部蝴蝶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这种装帧的书籍，打开来,版口(也称为版心)居中,书叶朝左、右两边展开,有如蝴蝶展翅,故名蝴蝶装。由于版心藏于书脊，上、下、左三边都是栏外余幅，有利于保护栏内文字。《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表明宋元时期，蝴蝶装是普遍流行的装帧形式。 蝴蝶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盛行于宋朝，是把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包装纸上，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五代雕版印刷的监本经书，上呈时是一百三十策(册)。既然称策，必为书之方册，因卷轴装称”卷”，不称册，加之唐时唐人写经已有个别为蝶装，故五代之经书当为蝴蝶装。 《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表明宋元时期，蝴蝶装是普遍流行的装帧形式。因蝴蝶装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打开来，总是无字的背面向人,有字的正面朝里；且两个单叶极易相连,翻阅时常是一翻两个单叶，见到的下一叶仍是无字的背面，极为不便,故逐渐为包背装所代替。 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蝴蝶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人们在长期翻阅经折装书籍的过程中，经折装书籍的折缝处常常断裂，而断裂之后就出现了一版一页的情况，这给人以启示，逐渐出现了以书页成册的装订制度。 包背装 包背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南宋后期。包背装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 张铿夫在《中国书装源流》中说：“盖以蝴蝶装式虽美，而缀页如线，若翻动太多终有脱落之虞。包背装则贯穿成册，牢固多矣。”因此，到了元代，包背装取代了蝴蝶装。包背装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对折页的文字面朝外，背向相对。两页版心的折口在书口处，所有折好的书页，叠在一起，戳齐折扣，版心内侧余幅处用纸捻穿起来。用一张稍大于书页的纸贴书背，从封面包到书脊和封底，然后裁齐余边，这样一册书就装订好了。包背装的书籍除了文字页是单面印刷，且又每两页书口处是相连的以外，其它特征均与今天的书籍相似。 线装 线装书的折页方法和包背装相同，主要不同处在封面和订书方法上。线装书的封面不是用一整张纸包上，而是上面一张，下面一张，不包书脊。线装书的订书方法，是将书的外口戳齐，书脊剪切齐后，在书脊处边上打眼订线。自明清时期一直到现在，线装书都是采取四眼穿线装订的方法。有的采用包角的方法，使线装书既显得庄重大方，又很坚固，不易开散。有些线装书还加上书套，将线装书装在书大部分，既保护了线装书，又啬了装帧美。 书籍装订的一种技术。它是我国传统书籍艺术演进的最后形式，出现于明代中叶，通称“线装书”。实际上在装订时，纸叶折好后须先用纸捻订书身，上下裁切整齐后再打眼装封面。线装书一般只打四孔，称为“四眼装”。较大的书，在上下两角各多打一眼，就成为六眼装了。讲究的线装，除封面用绫绢外，还用绫绢包起上下两角，以资保护。线装书装订完成后，多在封面上另贴书笺，显得雅致不凡，格调很高。 毛装在现存的古籍中，毛装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毛装形式的特点，在折叶方法上与包背装、线装没有任何区别。即仍然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摞，戳齐书口，然后在书脊内侧打两眼或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天头地脚及书脊的毛茬自任，不用剪齐。有的加一简单封皮，有的不加封皮。这种毛茬参差而又纸捻粗装的装帧形式就叫作毛装。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的刻书，通常都要赠送给内府各宫、各王府、功臣、封疆大吏。这种书送去之后，不知人家怎么装潢，配什么质地的封面，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珍藏原沈阳故宫所得馈送之殿版书，其中不少还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 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天一阁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赠送给天一阁。天一阁得到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庋藏在天一阁的宝书楼上。直到今天，若登楼阅书，还会发现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仍是260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手稿，特别是草稿，作者写完一篇一卷，为不使其散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的，也有用纸捻订的。毛毛草草，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在清代乃至民国，文人学士中的文稿，还常用此法装订。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陈垣等人的稿本，也还常常采用这种毛装形式。所以虽然它算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制，但也不是稀见的现象，不能完全无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