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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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美学研究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美学研究龚妮丽艺术简历　　1951年生于贵州贵阳，自幼随父母学音乐，初中毕业当过下乡知青、文艺团体乐队演奏员。1989年获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凭，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比较文化研究班，19901992年赴比利时列日大学哲学文艺系留学。现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贵州美学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音乐家协会理事。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五届贵州省文艺奖文艺理论类二等奖，第六届贵州省文艺奖二等奖。撰有《音乐美学论纲》《乐韵中的澄明之境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艺术概论》《小提琴艺术史略》（第二作者）、《法华经今译》（第二作者）、《唐诗三百首注译》（第二作者）等专著，并在《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艺术百家》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音乐、舞蹈研究》《贵州社会科学》《贵州大学学报》《贵州文史丛刊》等省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摘要：20世纪中期以来，为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渡，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应运而生，试图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而建立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及美学观，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文明的转型必然会带来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重新思考，美学研究的诸多题域也不能不对人类当下的生存境况有所反思。而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早已有之的儒家中和与生生思想，则可以为我们当今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生态美学、生命美学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中和思想生生思想　　一、生态文明转型对美学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在征服自然获取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自然灾难从天而降，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率先对工业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在《文化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工业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已经失去控制并走向毁灭。[1]施韦泽以对生命的敬畏 为伦理学的基础，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973年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提出：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2]汤因比从生态哲学的视阈，提出对人类的警示。著名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前任执行主席麦克洛斯基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经济组织方面，确实需要一场革命。因为，文化传统建立在无视生态地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一些预设之上，我们的生态危机就根源于这种文化传统。工业革命正在变质，需要另一场革命取而代之，以全新的态度对待增长、商品、空间和生命。[3]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生态保护的呼声终于导致了人类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的变化，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必然会带来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重新思考，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等生态方面的各种理论逐渐形成并繁荣发展起来。我国生态美学的运应而生是生态文明转型的直接产物，而环境美学则成为具有世界性的全球美学。　　美学研究与生态学本生有着明显的区别，有学者认为生态学是一门以物理、生物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而美学是一门以人类精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显然，这两门学科之间在性质上具有根本的不同之处[4]，我也不赞成美学与生态学机械地结合。但是，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物理、生物现象，而成为人类生存世界、生存方式乃至生命形式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它已转化为哲学问题、伦理问题，也就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审美观，美学研究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形成，许多观念正在改变，如征服自然观、人类中心论、主客二元论、科技至上论、唯发展观、消费主义等观念都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拷问。以此同时，生态文明的转型正在向生态价值观迈进。价值观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美、审美及艺术表现的认识。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审美的改变最明显的是对自然美态度的改变。自然美曾经被黑格尔视为低层次的美，认为只有艺术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因为艺术是人类的创造，承载着自由和尊严等来自启蒙主义的精神。这些观念曾长期统领美学研究，导致人们将自然美视为艺术美表现的附庸或为艺术美服务的手段。但在今天，从审美实践看，人们正在变换以往的审美方式，大自然已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愈演愈热的旅游审美、环境审美、乡村审美、自然生态审美几乎成为人们审美活动的主流。在审美研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有了改变：人们将自然是艺术表现的附庸，提升到自然是人类诗意栖居不可或缺的条件，诗意来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前些年杨丽萍创作了大型歌舞剧《云南映象》、之后又有张艺谋制作的《印象刘三姐》以及谭盾在中岳嵩山少林寺脚下打造的大型实景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这些作品引起的轰动，显示出人们对自然生态及乡土文化表现的兴趣。作品虽带有商业化观赏性表演的痕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艺术，但是制作者们之所以将舞台从大城市现代化的剧场置换到自然环境中，则是看准了人们审美口味的变本文由.L.收集整理化，在对那些找不到森林回归路，也不愿真正回到原始生活方式的大众，以幻境保留住对天地神人的诗意记忆，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反生态的现代文明梦破灭之后的今天，与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原生态乡土文化作为大众重构的想象性体验，正在成为当代审美文化活动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的一部分。[5]随着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美学研究的视野、立场、方法较过去也会有所改变。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研究，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许多有益的资源。中国古代社会中含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如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的中和思想与生生思想，就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生态美学、生命美学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中和思想与生态美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在我国成为一道审美研究的亮丽风景，越来越受到美学界文艺理论界的关注。毫无疑问，生态美学是反思生态危机的产物，这门学科的提出和研究能在中国产生蓬勃发展的趋势，也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学者们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智慧分不开的。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诸多有创建的观点都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如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的美学观，以及道法自然、返璞归真与适度节制三大原则方法[6]；徐恒醇较早出版的《生态美学》将中国古代的生命意识作为建立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前提。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都在试图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例如，中国古代儒家的生生为易、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生态思想；道家道法自然、为而不争的生态观；佛家无尽缘起、无情有性的哲学思想都成为生态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对生态美学的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最具智慧的是儒家的中和思想。中和思想是中庸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子思作《中庸》，表述了儒家明确的中和思想，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中和思想遂成为儒家伦理本体论的哲学基础。中和思想既体现了对宇宙万物、人世万象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又强调了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相处应遵循的规律和原则，中侧重的是对事物理的认识，而和侧重的是在中道基础上的和谐相处。儒家的中和思想具有合乎天道与人道的生态意识。《周易》所讲的万物生化之哲学，即大自然生生不息，成就天地万物，最具灵性的人类参与其中，共同构成生命流行的世界。与此相联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分清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存在，人与自然互相依存，应和谐地融为一体，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思想的高明处在于，肯定人高于万物，灵于万物，这并非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理由，相反人的灵性使人能体察天地万物之心，尽到爱物、护生之责。因此儒家提倡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将爱护自然万物看成是仁德的体现。这些思想对生态美学的继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儒家中和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是整体中最有灵性的存在，就在于人能够体察天地之心，与天地共存。朱熹认为天人相依，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语类》卷十七）王阳明则从心性本体的角度阐发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人心与天地同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传习录》下）儒家的中和思想不仅提出天地万物一体，还阐明了天地万物一体之根源。对于自然，人没有理由高高在上，而是要心存敬畏，遵循大自然的秩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焉哉！（《论语阳货》）人因有灵性，才知道天行有常（荀子语）。圣人的智慧就在于明白易的道理，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易传系辞上》）。圣人因明了易理，就能正确遵循天地之道，行事处世不违背天地之道，便不会有过失。易道与天地之道周合无余，中正而不失常道，故知易道的人，顺应天道，知晓性命之理，便不会忧愁。可见儒家中和思想包含了深刻的天人相处之道，对自然的敬畏就含有对天道的自觉遵行，对自然的亲和则包含着人性与天地本性的相通，对自然的关爱则又充满了儒家仁爱、博爱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建构生态美学丰富的思想资源。 　　生态美学所讨论的中心命题自然之美，有学者认为既非自然的人化之美，也非生态中心论的自然全美，而是生态存在论的诗意栖居与家园之美[7]。其实，这种自然之美给人带来的乐境（也可视为中国化的诗意栖居），在我们古人的生存意识中早已有之。《论语先进》中孔子与其弟子在谈论各自志向时，唯独赞同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颇有深意，不妨将之看成是古代诗意栖居的乐境。朱子对此解读：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无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现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朱熹对曾点境界的解读，除了有向道德本体开掘的深意，还包含着人与自然默契融和的审美意味，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这正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体现出万物一体，物我相忘的审美情怀。陶渊明的《饮酒》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所以成为千古佳句，就在于诗中人与自然同一的生命快乐之境，诗人边采菊，边赏山，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与诗人相依相伴，展现出抒情主人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情怀、审美安顿、审美自由。　　中国古人与大自然相依相融的乐境不正是今人所向往的诗意栖居吗？今天的人已回不到古代，享受不到古人与大自然亲和的乐境，但中国儒家的生存智慧，一定能指引我们的心灵返乡与回家，去享受自然之美的乐境。　　三、生生思想与生命美学 　　在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生态意识日益成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对生态的思考必然涉及生命价值观，催生出人文精神中关于生命时空的新理念、新精神。与生态美学有着内在联系的生命美学，其发展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文艺学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生命美学成为美学研究的新方向。刘纲纪先生说：还有一种发生了一定影响的观点，主张从生命的秘密中去寻找美的秘密。生命与美的关系很重要，十分值得深入研究[8]。正因为后来的生态美学也是以研究人类生存与美的关系，有人将生态美学称为大生命美学，认为它的根本性质是从生命的普遍联系中看待生命。因此可以说，美在生命，不仅是生命美学的出发点，也是生态美学的出发点。生命美学是在反思西方强调人的主体理性、认知理性、忽视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美学中产生的，它突破了本体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成为价值论美学的代表。生命美学的重要学者封孝伦提出的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的学说，是对长期主导美学领域的精神美学的有力突破，他将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视为人类的完整生命系统，以此为基础考察人类的审美活动，找到了从生命的秘密中寻找美的秘密的钥匙。生命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比西方更有利，牟宗三说过：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9]有学者指出：生命美学所走的独特路径就是与西方的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分庭抗礼。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美学其实是生命美学，其原因是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命题、情景合一的美学命题等都跟生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对比发现，西方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是相分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尽管在方法论上有了大的突破，很多的贡献，但是反而让西方人陷入生命的困惑和迷茫，甚至分裂和绝望的状态当中。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包括美学，则显得不那么令人揪心。[10]正是因为这样，在生命美学的建构中，许多学者自觉地从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美学中寻找理论资源，如道家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观、阴阳气化的生命机制观、形神相依的生命结构观、法天贵真的生命美学观、身心超越的生命境界观等；儒家的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本质观，仁者爱人、与天地参的生命意义观，以死观生、朝闻道，夕死可焉的生命价值观、美善统一的生命美学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生命境界观。这些思想既关涉本体、也关涉方法、境界、价值，是我们研究生命美学丰富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儒家的中和思想直接影响着生态美学，那么儒家的生生思想则是生命美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潘知常在其《生命美学》中说：美学必须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现代视界，换言之，美学倘不在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建构自身，它就永远是无根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他就休想真正有所作为。[11]封孝伦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生命美学学说将生命视为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将人类的生命活动视为文化发展的动力和依据，这与儒家的生生思想是一致的，生生的智慧完全可以为生命美学的建构提供理论资源。 　　生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也即是儒家理解宇宙万物、人类文化的根本方式。生生包括了人的起源，生物生命的开始，文化生命的生成。《周易序卦》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先有生物的生命，继而形成社会的生命以及文化（精神）的生命。春秋以后儒家将生命视为宇宙的根本精神，是最高的本体。儒家以生生为大德，《易传系辞》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之德将创造生命视为宇宙最崇高的德性。在孔子看来，宇宙之所以伟大，即在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天是大生之德，所谓万物资始乃统天，地是广生之德，所谓万物资生而顺承天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就能浃化一切自然，促使万物含生，刚劲充周，足以驰骤扬厉，横空拓展，而人类受此感召，更能奋能有兴，振作生命劲气，激发生命狂澜，一旦化为外在形式，即成为艺术珍品。[12]生生之德对创生的赞美，不仅指创造生命，也包括创造生活、创造文化、创造美。正如有学者指出：儒学创生的本义就是创造生命，以创造生命为伟大品质，宇宙世界因为有了生命，才有它的灵气，才有它的丰富多彩，才有所谓价值和意义，儒家正是站在这样的人文高度将自己的主张与宇宙世界实现了全面对接。[13]儒家不仅重视肉体生命的创生，也注重精神生命的展开，积极创造精神文化产品，养育人的精神生命，如对先贤思想的述与作，对礼乐教化的继承与发展，对德性生命的高扬，将善与美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生命养育的良药。《乐记》中说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主张在审美的乐境中获得德性生命的提升。《论语》中孔子告诫其弟子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方东美将之理解为：只要游于艺而领悟其美妙的人，才能体悟道，修养道，成为完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