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追风筝的人》的改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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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电影《追风筝的人》的改编策略根据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畅销书改编、由德国导演马克福斯特执导的同名电影《追风筝的人》于2007年在美国首映便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该电影还获得第65届金球奖最佳原创音乐和多项提名。《滚石》杂志充分肯定了电影的闪光之处，《好莱坞报道》也认为影片如此让人信服。不过对影片的负面评论也不在少数，《纽约媒体》就声称:因为过于追求时事性和轰动效应，才使得影片只有伤感，并无深刻的意义。　　自影片上映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电影改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王莹等人重点关注电影改编的得失问题，郭飞研究了影片植根美国价值观的个体心灵救赎，也有学者探讨影片中的情感、

2、意象等问题，但对导演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导演作为改编主体，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必然渗透到改编中，影响对改编策略的选择，因而成为电影改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影片《追风筝的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导演福斯特在影片改编中采用的策略，继而挖掘种种改编策略背后蕴藏的深层次意识形态问题，指出导演作为死亡的主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达到文化输出和文化殖民的目的。　　一、有意识的缺席　　英国文化批评家霍尔认为，电视专业工通过对原材料的加工即编码实现话语意义的再生产。被意义注入电视话语的作品成为一个开放、多义的话语系统，观众成功的解码过程就是编码者意识形态成功输出的过程。同样在电影

3、改编中，以导演为首的编码者对小说进行策略性编码，将个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内容有意识地植入电影，从而实现话语意义的再生产。戴锦华认为，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电影批评，揭示影片的事实背后的电影的事实。改编者借助有意识缺席，即未讲述的电影的事实，赋予影片特殊的含义和目的。在由以阿富汗为背景讲述友谊、背叛与救赎的畅销书《追风筝的人》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对阿富汗风土人情的轻描淡写、对伊斯兰文化的有意漠视、对小人物的淡化处理等有意识缺席深刻反映出导演马克福斯特等改编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小说《追风筝的人》颠覆了人们对阿富汗战乱、贫穷、大胡子的塔利班等模式化的刻板印象，以细致入微的描写、鲜

4、活生动的语言揭开了阿富汗的神秘面纱，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充满浓郁伊斯兰风情的国度。而在影片中，导演有意遮蔽了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的社会生活场景，仅有几个画面匆匆带过。事实上，苏军入侵前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富足、平静。但影片有意淡化了战前阿富汗人民的美好生活，将更多的镜头对准战乱中阿富汗人民的挣扎与痛苦，表现出对东方的同情式表达。此外，对阿米尔与哈桑童年生活环境的呈现严重失真更折射出西方主流文化对东方的蔑视。小说中阿米尔与哈桑经常一起来到草色青翠的山坡上嬉戏，并在见证友谊的石榴树上刻下两人的名字，但影片中美丽的环境置换为光秃秃的山冈，周围一片断壁颓垣。对阿富汗生活场景的处理体现出改编

5、主体对阿富汗文化的贬抑与蔑视。　　西方主流价值观对东方文化的贬抑更鲜明地体现在导演对伊斯兰文化的处理上。阿富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休斯敦纪事报》评论道:胡塞尼深入描绘阿富汗移民根深蒂固的传统与风俗。整部小说充溢着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礼拜仪式更是普通民众的精神支柱，小说多次表现阿米尔彷徨苦闷时向宗教寻求力量。比如得知父亲患上癌症后，绝望无助的阿米尔将毯子当作祷告用的褥子，祈求真主救救父亲。但在电影中这一意味深长的情节却遭到了西方式的巧妙置换，阿米尔不是跪拜祈祷而是跑出病房失声痛哭。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片段强烈折射出弱势

6、东方文化在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的失语状态，更凸显出导演作为西方主流话语的代理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维护。　　同样，导演惯有的西方文化优越感致使阿富汗普通民众人性一面遭到阉割，因而对小人物的处理过于粗糙。比如小说中阿米尔父亲与仆人阿里之间的感情远超主仆关系，当哈桑遭阿米尔诬陷被迫与阿里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离开时，父亲坚持开车相送，彰显了主仆之间的深情厚谊。然而影片对此却轻描淡写，送别场景不仅设置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且以父亲关上大门这一冷漠的动作草草结束多年的主仆之情。导演对阿富汗民众的感情描绘不够细腻、人物刻画不到位，恰恰就是西方俯视东方的结果。　　以导演福斯特为核心的改编主体运用结构性

7、空白等有意识缺失的编码方式对他者文化进行改写、歪曲和丑化，有意淡化阿富汗美好的一面，弱化甚至移植阿富汗民众的精神支柱伊斯兰文化，歪曲阿富汗普通民众人性的光辉，将阿富汗置于被看的地位，使阿富汗文化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臣服于美国文化的统治，这种编码策略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浪漫式想象，反映了一种建构他者的文化心态，包含西方对东方的强烈偏见以及文化殖民的野心。　　二、有意识的凸显　　电影改编主体在对小说编码过程中，通过隐性编码将他者文化置于建构的想象位置，通过刻意歪曲、丑化甚至抹杀他者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