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问政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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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1）国外研究现状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于1995年首先提出“网络民主”一词，可视为网络问政理论的开端。总体来说，国外对中国的网络问政特别是广东惠州的网络问政报道和研究寥寥，网络问政在美国被认为是党派为了拉拢选民以改善执政处境的计策，这与中国的情况存在差异，由于国情这一土壤的差异，国外对中国网络问政的态度不一，然而大多外媒对中国民主政治这一新形式持赞扬的态度。美国《外交政策》（2009）认为网络不会改变中国，但会影响中国政府政策。这是基于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网名数量日益增多的事实。韩国联合通讯社（2010）认为，通过中国媒体和主要门户网站向中国政府反映网名意见的做法加大了反映民生民情的努力。（2）国内研究现状广东惠州市的网络问政开全国网络问政的先河，2008年政策一出引起全国关注，除了对广东惠州市网络问政的专门研究外，国内学者们在研究其他地区的网络问政时自然会研究惠州这一“始祖”。综合各方面研究材料，可以说国内学者对广东惠州市的网络问政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对其成因、意义、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等等的研究。广东省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在为《网络问政》（2010）写的序言中认为广东惠州的网络问政产生并达到良好效果是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广东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他提出有广东这一土壤的作用：广东在全国是多次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具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广东作为全国的信息网络重镇，无论是网络建设、网民数量、网络社会影响，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有主政者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励精图治，使广东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创造了许多可贵经验。以汪洋书记为首的新一届省委深刻认识网络时代的新特征新变化，准确把握网络传播的规律，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努力打造政务公开、表达民意、反映民情、集中民智的网络平台。学者杨武春（2011）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分析成因，认为其本质上是行政管理主动顺应行政环境、追求行政生态平衡的过程，包括经济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求、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架构和文化发展需求。“南方民间智库”发起人之一、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彭澎（2012）认为，广东网络问政的兴起，有着更“顶层”的原因——广东主政者的执政理念，还有关键的一点是网络意见领袖的成长，可以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声”。而对惠州市网络问政产生及实践情况的意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后，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学者邱震海（2012）根据对惠州的调研报名的考察，发现相当程度信访的比例都已经下降，也就是说从原来的院外变成了网上、线上。他认为网络问政是通过网络来完善一个问政或者一个舒缓社会矛盾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2012）在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发言表示，惠州为幸福广东建设提供模板，网络文化的发展势头影响广东文化的建设水平，网民的思想活跃程度体现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除了社会意义，他还表示在网络上倾听不同的声音，既是胸怀的体现，也是包容的体现，更是民主作风的体现。对其政治意义的发掘较多。比如学者彭澎（2012）表示，如果各地都如惠州这样，不断创新手段，认真地开展网络问政，从而真正地减少上访甚至是群体事件，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和民众的大量精力，也增加了社会的和谐程度。HightideagainstCCPbloodyanTomb,CommunistPartymembersandpartoftheexposedTombareavacatedbyprogressiveyouth.IvisitedinBeijingin1985whenitwasoldundergroundcomrade,sisterofYaoZhiyingYaoMuzheng(thenDeputyDirectoroftheexternaltrademagazine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deshengmenWai,theReed 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2010）认为意义在于有助于减少懒政现象，改善官僚主义作风。网络问政这一新民主形式的推广与发展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根据国内学者研究总结下来有没有因地制宜，缺少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建设，对待互联网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对网民管理的滞后性和政府回答并处理问题的被动性等等。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2010）认为每个地方的现实情况不一样,很多城市也许会因为网络发展不够快，还不具备实施网络问政的条件，这样的城市不应该一味地效仿惠州的网络问政模式，而应该探寻其他适合本地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方式。学者张俊花（2011）认为与网络问政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廉价性、开放性、互动性的优势相比，其缺陷也有六性：局部性、虚假性、诋毁性、混乱性、表面性和无序性。这些缺陷基本都是由互联网虚拟性等特征所导致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2012）表示，互联网作为个人、民间组织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正改变着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但是当前需要通过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建设，提高网络问政参政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2012）认为，由于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它会使得权利更有效或使权力虚无化。从发展机制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众都可以对政治权利施加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和分化的政治。而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互联网秩序的建设功能，减少互联网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目前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的巨大挑战。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2012）认为，现在网络参政问政最大的问题是，网络参政议政多数被看成是国家管理社会或者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看作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光靠政府的力量，对于网络行为的规范可以说是很软性的，即使是法律法规，也不能硬性地束缚网民的行为，而且管理监督常常是滞后的。针对惠州及全国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纷纷给出意见和建议。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认为，网络问政要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必须提高网络问政的水准，杜绝问政信访化，并且政府也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回答问题，应该有选择地与网民沟通交流，了解民意，而网民内部也应该选举出一批可代表自身观点的民意代表与政府接洽。学者肖滨认为惠州网络问政值得借鉴的地方除了其问政模式外，更重要的是这种探寻政治民主化道路的精神，因此各地要发扬这种精神，根据地区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周瑞金认为，要实现网络问政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目标，要做到三点：一是党政干部要提高媒介素养，能够和民众一起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建设民主政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形成一系列有关的制度，保证网络问政的经常化、程序化，能够使网络问政参政保证质量；三是制定一系列必要的法律法规，使网络问政参政走向法制化，不随着领导人的更换，不受领导人素质的影响，能够使网络问政依法进行，取得有效的成果；四是培养一批网络领袖，让网络领袖发挥网络问政参政当中的中坚骨干作用，这样可以提升广大网民参政问政的水平。施雪华则认为要加强对网络问政的引导，让虚拟社会本身形成自律性规则，这样自我约束比政府国家约束要来得及时快速。网络参政议政要从统治和管理向服务和治理的方向发展，把它当成服务于社会的手段，当成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相互协作平等治理的手段。这个过程要与政府的转型同步的。除了学者的研究外，政府人员也提出了政策性的意见和建议。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2009）表示通过“红黄绿”灯警告制度来提升监督检查力度，不断探索网络问政的问责机制。HightideagainstCCPbloodyanTomb,CommunistPartymembersandpartoftheexposedTombareavacatedbyprogressiveyouth.IvisitedinBeijingin1985whenitwasoldundergroundcomrade,sisterofYaoZhiyingYaoMuzheng(thenDeputyDirectoroftheexternaltrademagazine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deshengmenWai,theReed 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2009）指出，要拓宽思路，把网络问政与政务公开、问政与听政、问政与问责、了解民情与化解民忧、正面教育与科学引导结合起来，真正把网络问政办成惠民的平台。要不断创新机制，在总结目前运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好的科学机制，有效促进信息收集、意见反馈和问题解决。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对网友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不推诿、不回避、不忽悠、不作秀，真正做到责任到岗、一抓到底。要加强监督，狠抓落实，把抓好落实、解决问题作为办好网络问政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来抓。中共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雁行（2011）指出要建立领导用网机制、促进主动问政，要建立全方位互动机制、做到便捷问政，要建立严格考核机制、确保有效问政，同时还要建立媒体联动机制、实现明白问政，通过四个建立的实施，逐渐将惠州网络问政转型成为一个响亮的社会管理品牌。除了上述对惠州模式的研究，还有很多对网络问政的各方面研究。周津丞《从网络问政看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延伸》（2009）通过研究网络问政探讨了在人民民主的的新时代中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延伸，提出政府应避免对网络的控制，并正确引导公民进行维权，同时公民要有对言行负责的责任意识。杨欣、徐建太《网络问政机制当前在我国发展的几点思考——以网络发言人现象为例》（2009）提出对政府网络发言人的几点建议，如建立有效的身份识别系统、信息交流去“官僚化”变“网络化”，建立相关监督问责制等等，从而最大限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万庆涛《“网络问政”不能取代深入基层》（2010）指出面对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网络问政需要保持冷静态度，网民数量只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代表委员们应更重视深入基层、社区、农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樊金山《网络问政及其发展态势探微》（2010）分析了网络问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挑战主要有转变传统思维模式的挑战、网络双刃剑的挑战和创新执政方式的挑战。王桂芳、周荣《促进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思路》（2010）提出为网络问政演变为“政治时尚”，首先要促进领导干部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包括领导干部上网常态化、问政于民常态化、有效回帖及办理常态化；其次要建立健全网络发言人制度，包括对网络发言人实行实名制、建立网络发言人问责制，网络发言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最后，要加强网民参政素养教育，包括加强网民的理论知识教育、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纪双城、李亚龙《网上对话成为沟通渠道，网络成多国政治家新阵地》（2010）则对多国的网络参政议政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中国的网络问政形成比较。除了零散的论文等，还有系统的专著，如南方报系网络问政团队编写的《网络问政》（2010），邓兆安、张涛《中国式网络问政：“胶东在线”的标本意义》（2010），邹庆国《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2010），周滨所著《“网络问政”与舆情应对》（2012），高明勇《网络问政的30堂课》（2012）等等。HightideagainstCCPbloodyanTomb,CommunistPartymembersandpartoftheexposedTombareavacatedbyprogressiveyouth.IvisitedinBeijingin1985whenitwasoldundergroundcomrade,sisterofYaoZhiyingYaoMuzheng(thenDeputyDirectoroftheexternaltrademagazine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deshengmenWai,theR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