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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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　　分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西域形势，已往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及此，故略陈己见如次。（一）　　《汉书·西域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这是有关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现象的最早记录。　　据《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于此相对，杅弥国仅有“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虽然这是宣、元时代的资料，但看来早在武帝太初以前，两国强弱之势已判。北道的龟兹得以役使南道的杅弥，也许是由于两国有道直通。传文称杅弥“东北与龟兹”接，或可为证。　　李广利责龟兹之言：“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表明在汉人看来，属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坚持这一点不全是观念问题，也是出于稳定西域局势的实际需要。　　龟兹摄于军威，不得不听任李广利“将赖丹入至京师”，而且随着汉在西域势力的增强，役使近傍小国再无可能，但视杅弥为臣属的观念却根深蒂固，终于导致赖丹被杀事件的发生。赖丹被杀，昭帝因故未能征讨，直至宣帝本始四年，据《汉书·常惠传》，才由常惠“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伐龟兹，斩姑翼而还。这次讨伐固然是因为龟兹杀害汉使者，客观上也是对龟兹霸权的打击。　　常惠伐龟兹之后五年（元康元年），有万年事件。据《汉书·冯奉世传》（卷七九），奉世送大宛客至伊循城，“ 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莎车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莎车叛汉，据同书“西域传”，直接原因是汉所置莎车王万年“暴恶，国人不说”，杀万年和汉使者的是莎车前王之弟呼屠征。应该看到，呼屠征“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不仅是背汉，也是称霸行为，受攻击并与歃盟的南道诸国中必有若干在昔役属莎车。莎车一旦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便难以控制，这正是冯奉世所担心的，故矫制发兵“亟击之”。　　降至元康初，由于匈奴衰落。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又较本始年间巩固，居然还出现万年事件。万年和赖丹被杀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南北道绿洲大国不甘心丧失原有地位的反映。这些事件也许最终促成了西域都护的开府施政。　　元帝以后，西域内属诸国官吏皆佩汉印绶，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有“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龟兹国有“击车师都尉”，焉耆国有“击车师君”。揆情度理，这些官职应由各国自设于归汉之前。[1]这似乎表明，车师曾经也是一个大国。[2]果然，则从中可以看到绿洲大国称霸现象的另一侧面，即邻近大国之间的对抗。　　囿于资料，对于西汉早期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的称霸现象，我们祇能通过龟兹、莎车、车师的活动约略窥见一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西汉对西域的统治确立以前，不少南北道绿洲大国各有其势力范围；这些大国役使其近旁小国，有时亦与其它大国对抗。　　从李广利责龟兹起，西汉在西域显然一直实行属国间不准受质或纳质的规定，因而南北道大国称霸现象几乎绝迹。不仅如此，西汉还有意促成大国的分裂，以利控制，神爵年间分车师为前、后国，甘露元年使大小昆弥分治乌孙，均是其例。《汉书·西域传》一开头便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注引司马彪《续汉志》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3]虽然武帝通西域时未必“三十六国”，[4]但西域诸国因分裂而国数日益增多应是事实。这种分裂即使不完全是西汉有意造成的，也与西汉实行属国与属国地位平等的政策相关。　　《汉书·匈奴传》载，平帝元始中，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因怨汉往奔匈奴。汉遣使者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并“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 。这四条的造设说明属汉诸国之间不得受质或纳质规定的适用范围已明确地扩大到了匈奴，盖其时匈奴已成为汉之属国；也可以间接说明西汉对西域内属诸国的控制直到平帝元始中还是很严格的，不允许出现大国役使小国的情况，西域诸国至哀、平间为数最多并非偶然。　　应该指出，南北道绿洲大国的称霸似乎不受匈奴对西域控制的影响。[5]例如：杅弥役属龟兹之日，正值龟兹受匈奴役使之时；而莎车王呼屠征叛汉，欲重温其称霸旧梦，亦曾希冀匈奴的呼应和支持。这是匈奴人的观念形态和西汉人不同的一个证据。　　不言而喻，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既因西汉统治西域而消失，一旦西汉的统治削弱或消失，便会重新露头。王莽天凤间，据《汉书·西域传》，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便是一例。而当西汉统治终于崩溃时，这种现象便在南北道各地死灰复燃了。（二）　　《后汉书·西域传》序称：“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𥧑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狐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由此可见，西汉末死灰复燃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一直延续至东汉初期，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情况类似于西汉初年，诸小国役属近旁大国，诸大国则役属匈奴。序所谓“建武中”诸国遣使内属、请都护，乃指同传所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冬西域十八国[6]来朝事。来朝者既有十八国之多，可见不仅有大国，也有小国。诸小国求内属、请都护，除了不堪匈奴盘剥之外，恐怕不堪近旁大国的侵陵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阶段是莎车独霸西域。莎车王贤崛起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会匈奴衰弱”，盖建武二十四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久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虽没有完全放弃西域，但力量大不如前，因而祇能假手莎车控制西域。传文称，贤死之后，“匈奴复发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知贤生前曾遣子为质于匈奴，也就是说至少名义上承认匈奴的宗主权，从而取得了匈奴对其称霸行为的默许和支持。　　原因之二是东汉无力经营西域，同样企图假手莎车控制西域。据《后汉书·西域传》，王莽时，西域属匈奴，唯莎车王贤不肯归附。天凤四年，延死，子康代立。光武初，康曾率旁国拒匈奴。“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于是“五十五国皆属焉” 。建武九年，康死，弟贤代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光武帝“赐贤西域都护印绶”，旋即收回，“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这说明莎车王贤一度称霸西域除了有父兄奠定的基础外，东汉其实给了贤所需要的机会和借口。早在建武九年，贤即位伊始，据同传，便“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王、西夜王”。东汉不仅不予惩罚，反因美其通西域，屡加封赐，使贤的野心日益膨胀。　　据《后汉书·西域传》，在建武二十二年十八国遣子入侍请都护之前，贤已经“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至建武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令鄯善“绝通汉道”，可以视为贤公然与汉决裂，踏上独霸西域道路的开始。此后，“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接着又击灭妫塞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所谓“妫塞王”，当指妫水流域塞人所建小王国。贤击灭妫塞王，说明此时莎车势力已西逾葱岭。对于兼并或降伏诸国，贤擅行废立；生杀予夺，恣意而为。诸如同传所载：贤“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旋“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同时或稍迟，又“徙于𥧑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𥧑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由于贤及所置镇将暴虐不得人心，诸国患之，反抗日甚，莎车国势趋衰。于是有于阗国“承莎车之敝”，率诸国攻贤，执而杀之。时在明帝永平五年。　　第三阶段是南北道绿洲大国兼并近旁小国，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前引《后汉书·西域传》序提到的于阗，是在反莎车斗争中勃兴的。同传称：“明帝永平中，于𥧑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𥧑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可以为证。传文接着还说，“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可见鄯善也是乘莎车衰落之机强盛起来的。至于鄯善所并小宛、精绝等，以及于阗所统渠勒、皮山等可以认为分别属于两国传统势力范围。这时南道的局面与西汉初或莎车王贤称霸前夕形势的区别在于诸小国不仅仅役属于阗、鄯善，而是为两者完全兼并。　　北道的情况和南道相类似，称霸的大国除前引《后汉书· 西域传》序提到的车师外，还可补充焉耆和龟兹两国。焉耆的势力范围包括危须、尉犁和山国，龟兹的势力范围包括姑墨、温宿和尉头。龟兹且一度吞并了疏勒。《后汉书·班超传》载，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可以为证。　　在第三阶段，南北道绿洲大国多受匈奴控制，祇是程度不同，故不妨认为其称霸活动多得匈奴支持。龟兹王建本匈奴所立，《后汉书·班超传》称建“倚恃虏威，据有北道”，便是很好的例子。至于前引同书“西域传”序所谓“后其国并复立”，则显然是东汉经营西域的结果。　　由于东汉的西域经营远较西汉消极，形成史称“三绝三通”的局面；而每当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松弛或放弃西域之际，大国称霸现象往往随着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而死灰复燃。有时，迫使东汉放弃西域的便是绿洲大国称霸行为引起的骚乱。绿洲大国称霸和匈奴称霸一样，也是东汉经营西域的阻力。　　1据《后汉书·西域传》及同书“班超传”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与龟兹共攻杀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及吏士二千余人。此举实与北匈奴对柳中的围困相呼应。事实上，陈睦之死，成了东汉第一次弃西域的动因之一。参预攻杀陈、郭的有危须和尉犁。这两国与其说是焉耆的追随者，毋宁说是受焉耆的胁迫。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发诸国兵讨平焉耆等国后，不仅扶立亲汉的元孟为焉耆王，而且为尉犁、危须和山国更置新王。这说明三国原来的王是焉耆的傀儡。及安帝弃西域，焉耆与尉犁、危须又叛，直至顺帝永建二年始为班勇击平。焉耆与尉犁、危须等叛、附同步，表明后二者属于前者的势力范围。　　2据《后汉书·班超传》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驱逐龟兹所立疏勒王，而扶立疏勒故王兄之子为王。十八年，龟兹、姑墨等围攻超于疏勒国盘橐城。章帝罢都护后，龟兹再度称霸，除姑墨外，温宿、尉头亦受役使；龟兹在诸国扶植傀儡，进行统治。章和元年，班超击莎车，龟兹遣将率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兵救之。直至和帝永元三年，龟兹等始降于超。而据同书“梁慬传”，殇帝延平元年，龟兹又与姑墨、温宿等合兵反，虽被讨平，安帝仍不得不罢都护。此后，龟兹等谅必又投靠匈奴。延光三年，据同书“班勇传”，勇以长史至鄯善，“开以恩信”，龟兹王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龟兹与姑墨、温宿等的关系，正与焉耆与危须、尉犁等的关系相同。“班超传”引超疏称：“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埶必有降反”，知姑墨等亦不过胁从。 　　3顺帝永建四年，据《后汉书·西域传》，“于𥧑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虽然敦煌太守徐由于阳嘉元年遣疏勒王臣盘击破于阗，“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但至灵帝熹平四年，于阗又破拘弥国，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祇得再次发兵辅立拘弥王，这一次却未能问罪于阗。放前杀兴也许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于阗在熹平中再灭拘弥祇能认为是东汉的西域经营又出了问题。盖据同传，“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东汉初期的形势又重新出现。（三）　　曹魏代汉后，西域南北道的形势如《魏略·西戎传》所载：　　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置。……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莎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国、琴国皆并属疏勒。……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这说明曹魏虽设戊己校尉于高昌、置西域长史于楼兰，其实无力控制西域。[7]　　又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以及同书“文帝纪”等，可知朝魏或遣子侍魏的南北道绿洲国家有龟兹、疏勒、鄯善、车师、焉耆和危须，除危须外，均系大国。这就是说，朝贡记录和《魏略·西戎传》有关当时南北道绿洲大国兼并或役使近旁小国的记录若合符契。　　应该指出，和前引《后汉书·西域传》序关于南北道绿洲大国兼并近旁小国的记述相比，《魏略·西戎传》有关记述的主要差别在于没有提到被兼并或役使的小国后来恢复了独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的局面直至曹魏灭亡并无改观的证明。　　事实上，始自东汉末年的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的局面不仅在整个曹魏时期没有变化，在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1据《晋书·武帝纪》、同书“西戎传”以及尼雅所出晋简等，可知朝西晋的南北道绿洲国家为车师前部、焉耆、龟兹、疏勒、鄯善和于阗，可以说与朝曹魏者并无不同。这说明西晋和曹魏一样，虽然设置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其实也无力控制西域。　　2先后朝前凉的南北道绿洲国家，据《晋书· 张骏传》等记载，有龟兹、鄯善、车师和于阗，凡五国。既然并无小国来朝，当时南北道依旧是大国割据称霸的局面无疑。据同传，张骏于咸康元年命将伐龟兹、鄯善；据同书“西戎传”，永和元年又伐焉耆；这可以认为是张凉经营西域的尝试，也可能仅仅是对这些大国阻断行旅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西戎传”称凉将伐焉耆，“军次其国”后，“进据尉犁”，说明尉犁在当时已沦为焉耆一城，不复成国。　　3朝苻秦的南北道绿洲国家，《晋书·苻坚载记》明确记载的有鄯善、车师前部和于阗三国，均系大国。虽然同载记称太元元年朝献者多达“十有余国”，但无疑包括葱岭以西诸国（如大宛等）在内；至于所载太元六年来朝的“六十有二王”中，不仅包括葱岭以西直至地中海东岸的国家，还包括肃慎之类非西域国家在内。质言之，没有证据表明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现象在苻坚时已经消失、被兼并或役使的诸小国已经恢复独立。　　4《晋书·吕光载记》称光伐龟兹，军抵焉耆，焉耆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说明当时焉耆国确有其势力范围，泥流所率“旁国”即其属国。同载记又称：“龟兹王帛纯拒光，……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知当时龟兹国称霸北道，旁国沦为附庸。而据《太平御览》卷一二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可知附庸中包括姑墨、温宿、尉头等。又，《晋书·吕光载记》称帛纯逃走后，“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太平御览》卷八九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称当时的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王侯之命”。这似乎暗示龟兹是葱岭以东的霸主，或者已与贤在位时的莎车国相仿佛。这也许有助于理解苻坚欲通西域而命吕光伐龟兹的原因。　　5据《晋书·李玄盛传》，贡献李凉者，仅鄯善及车师前部二国，由此不能得出吕光西征解放了龟兹等绿洲大国的附庸国之结论。　　6《宋书·沮渠蒙逊传》虽称蒙逊灭西凉后，“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但不能据以为当时南北道诸小国已经恢复独立，盖“三十六”不能视为实数，“三十六国”不过是西域诸国的代名词而已。[8]　　7朝北魏的南北道绿洲国家，据《魏书》“本纪”，有焉耆、车师、鄯善、龟兹、疏勒、于阗、渴盘陀、悉居半和高昌，凡九国。除渴盘陀、悉居半和高昌三国另当别论外，[9]其余六国均是历来称霸的绿洲大国。而查《周书·异域传》和同书“本纪”、《梁书·诸夷传》和同书“本纪”，可知朝西魏、北周和萧梁的南北道绿洲国家均未越出《魏书》记录的范围。另外，《魏书·西域传》明载：且末国“役属鄯善”，蒲山即皮山“役属于阗”。且弥国“役属车师”，[10]姑墨、温宿、尉头三国“役属龟兹” ，可知朝魏诸绿洲大国在当时确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同传还载魏世祖命万度归西征，目标为焉耆、龟兹，与张骏、吕光同，似可说明已往的西征并没有摧毁焉耆、龟兹的霸权。传文叙述万度归征焉耆时，提到“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知尉犁仍为焉耆之边城，与张骏时相同。　　要之，曹魏代汉至南北朝结束，西域南北道大抵一直被一些大国所控制。这些大国兼并或役使近旁小国，以致不少小国王治沦为大国城郭。于此相对，大国的领地日益扩大，例如：据《周书·异域传》，于阗国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焉耆“部内凡有九城”，所谓“城”，有一些便是被兼并小国的王治。（四）　　绿洲大国主要是指户口殷盛之国。在《汉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西域南北道诸国户口数字于前八位的依次为龟兹、焉耆、姑墨、杅弥、于阗、疏勒、莎车和鄯善，除杅弥外，其余七国后来均有称霸行为。当然，户口殷盛乃相对而言，例如：杅弥的户口数在《汉书·西域传》所传诸国中位居第四，却受龟兹役使。又如，汉末魏初车师后国户口数绝对值不大，却已足以役使、兼并近旁诸国。　　绿洲大国的称霸行为主要是役使或兼并近旁小国。和匈奴、柔然一样，绿洲大国也要求受役使的小国纳贡称臣。但似乎受绿洲大国役使的小国大多没有外交权，这与西域诸国受匈奴、柔然役使的情况并不相同。[11]这也许是绿洲大国称霸期间一些小国在中原王朝的朝贡记录中消失的缘故。对于受役使的小国，绿洲大国有时通过扶立傀儡加以控制，有时直接命将镇守，若干小国遂因此沦为大国的城郭。[1]鄯善等国归汉之后，均为汉之属国，即使有摩擦，亦不可能公然为此设立专职。郑吉击车师时，曾发诸国兵击车师，“击车师都尉”等若置于此时，则在车师归汉后便应该撤销，更不该授予印绶。因此，这些官职祇能设于鄯善等国与车师对抗时期，亦即双方均未归汉之际。由于后来西汉未予深究，才得以保留。[2]《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有“备西夜君”，设置的背景当与鄯善等国的“击车师君”相似。汉未曾有备西夜的需要，可知备西夜君并非为汉而设。莎车国户口、胜兵远胜于西夜，设“备西夜君”者，或者因为西夜“随畜逐水草往来”，时有偷袭之举，有备始可无虞的缘故，不能据以为西夜亦绿洲大国。[3]《后汉书·西域传》：“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闲，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 。准此，则内属西域诸国至哀、平间始分割为五十五国。今案：内属诸国自相分裂很可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故此处《后汉书》不确，当从《汉书》。[4]“三十六国”系泛指，“三十六”并非实数，说详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1968，pp.21-35。[5]匈奴与西域关系，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p.271-298。[6]《后汉书·光武帝纪》作“十六国”。[7]详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pp.104-112。[8]注4所引伊濑仙太郎书，pp.21-35。[9]渴盘陀和悉居半或因偏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得以避免绿洲大国的役使。应该指出的是，渴盘陀和悉居半第一次朝魏分别为太延三年和五年，当时这两国可能是独立的，但不久便落入东进的嚈哒人的势力范围，故后来是作为嚈哒人的属国朝魏的。嚈哒允许其属国朝魏、周等，说见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pp.124-126。至于高昌，自称王起，便有别于一般绿洲王国，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10]《魏书·西域传》称：“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且末〕后役属鄯善”。仿佛在比龙往奔之前，且末不属鄯善。今案：至迟自曹魏以降，且末未见来朝，故该国很可能自《魏略·西戎传》描述的时代起一直役属鄯善。因此，传文“后役属鄯善”祇能是编者针对其心目中的汉时旧国说的。同传所谓“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后役属于阗”。也应该作相同的理解。又，同传称：且弥国“本役属车师”。既然没有证据表明在《魏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且弥已恢复独立，似乎祇能认为传文的意思是：本来役属车师的且弥国被车师兼并了。否则，便是暗示且弥已经役属柔然。[11]例如：《后汉书·西域传》载，建武中，役属匈奴诸国皆遣使求内属，请都护。又如：据《魏书·世祖纪》，太延三年有九国来朝，时西域为柔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