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盂方鼎及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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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盂方鼎及其他作者:李学勤 作者简介: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发信息:《文物》(京)1997年第12期第55-57页 期刊名称:《先秦、秦汉史》复印期号:1998年02期    湖北蕲春,由于1957年冬在当地毛家咀发现了西周木构建筑遗址,随后发掘出土不少器物〔1〕,久已受到考古学界的注意。1996年距上述遗址仅600米处又发现青铜器窖藏,自然是值得重视的事。  据简报〔2〕,窖藏中有圆鼎1件、方鼎5件及铜斗1件。经仔细考察,我认为这些器物的制作不晚于商周之际,其中盂方鼎尤为重要,谨以拙见陈述如下。  盂方鼎2件,高24.

2、2厘米,立耳深腹,平底柱足,四隅有平直的扉棱。其纹饰为:口沿下有双尾一首的所谓“肥遗”纹带,以雷纹衬地,加有小涡纹。腹面平素,围以U字形的乳丁纹框。足上部饰牛首纹,下有三道弦纹。  大家了解,腹面饰乳丁纹框,在方鼎上有久远的历史。郑州张寨前街等窖藏所出商代前期方鼎,就是这样的。乳丁纹框,加上口沿下“肥遗”纹带的方鼎,较早的可举出:  (一)姒康方鼎〔3〕:1975年陕西扶风白龙村商代晚期墓出土,铭文为“姒康”。  (二)父辛方鼎〔4〕:1975年陕西眉县凤池村出土,铭文为“父辛”,同出有直纹的无盖簋。  (三)妇方鼎〔5〕:铭文为“妇己、

3、祖丁、父癸”。  以上3件方鼎,形制、花纹都和盂方鼎酷似。姒康方鼎和父辛方鼎腹部较深,妇方鼎则稍浅,按照方鼎腹部逐渐变浅的规律,可能偏晚一些,但从铭文格式和字体看,仍应是商末的。  较晚的类似方鼎有:  (四)王方鼎〔6〕:陕西岐山礼村出土,铭文为“王作仲姬宝彝”,系周王室之器。  (五)作册大方鼎〔7〕: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共4器,铭文中有“武王、成王”。  (六)公大史方鼎〔8〕:1977~1978年湖北黄陂鲁台山30号墓出土,共3器,铭文中有“公大史”。同出另有一较小的同型方鼎。  (七)“作宝彝”方鼎〔9〕:1974~19

4、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铭文为“作宝彝”3字。  这几件方鼎的共同特点是腹部变浅,后2件尤其显著,使柱足看来殊觉细长。同时扉棱上部增加出戟,即向外探出的尖端,与商代的同型方鼎扉棱平直不同。王方鼎由“王”字形态看,系成康时物;作册大方鼎和公大史方鼎属康王时或略迟,“作宝彝”方鼎则晚至昭王,甚或穆王前期。  以上述同型器的演变作为标尺,不难看出盂方鼎更近于姒康、父辛二方鼎,最可能是商末的。  盂方鼎铭文共2行8字:  盂文  帝母日辛。  “盂”为器主名,其字所从之“于”右有曲笔,是商末流行的写法。  “”,意为享献。“文帝母日辛”,

5、说明方鼎是向文帝母日辛奉祀所用之器。  “文帝母日辛”这一称号,非常值得注意。“母”字的写法和“女”字无别,商代甲骨金文习见。按商朝称先王配偶,常系以先王庙号,如“示壬爽妣庚”、“大乙爽妣丙”等〔10〕。“爽”也或作“母”,如“示壬母妣庚”、“大乙母妣丙”、“大甲母妣辛”、“祖丁母妣甲”〔11〕,格式与“文帝母日辛”甚为相似。  “文帝”以“帝”为称,自然不是一般贵族,而是商王之一。商王庙号为“文”者有文丁,见古本《纪年》〔12〕和《帝王世纪》〔13〕,在甲骨文中则作文武丁、文武或文武帝〔14〕。文武丁既可称文丁,文武帝也可简为文帝。  

6、甲骨文中的“帝”多指上帝,人王称“帝”则有特定意义。这个问题,北京大学高明先生近年有详细讨论,阐明“自祖庚开始,把直系父辈先王称作帝”〔15〕。此与《礼记·曲礼下》“措之庙,立之主,曰帝”相合。由此推知,作方鼎的盂乃是文丁之子,帝乙的兄弟。  “日辛”为日名。日名在天干上加一“日”字,在甲骨文中罕见,我曾指出“只有1971年小屯西地出土胛骨有‘日丙’、‘日丁’,在商末至周初金文中却比较多”〔16〕。小屯西地胛骨是类似无名组卜辞的非王卜辞,约在廪辛、康丁时期,加“日”字的日名目前只能上溯至此。“文帝母日辛”没有称妣,也符合盂为文帝即文丁之子

7、的推定〔17〕。  古本《纪年》有文丁十一年,而从近年的甲骨研究看,文丁、帝乙、帝辛(纣)可能都在位20年以上。文丁之子,到商亡时年龄当已较老。纣臣箕子,前人或以为纣的诸父,或以为纣的庶兄。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考《商书》箕子呼微子为王子,则箕子非王子矣;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则箕子为诸父矣。庶兄之解,殊非事实。”〔18〕箕子也是文丁的子辈,能生活到周初,盂的情况应该和他相若。  文丁的配偶日名是什么,迄无定论。商末黄组卜辞有“母癸”、“妣癸”,学者多认为文丁之配,但也有以为武乙之配的〔19〕,尚有待研究。方鼎所记日名为“辛”的,假如不是

8、可列入周祭的文丁配偶,就是文丁的另一妃嫔。不管怎样,盂是商朝王子,帝乙、箕子的兄弟行,是可信的。  同盂方鼎一起发现的另外3件方鼎,器形都与盂方鼎相类,是腹部较深、扉棱平直的,年代也应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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