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科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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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NO2哈尔滨师范大学HARBINNORMALUNIVERSITY硕士学位论文论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科学理性学科专业：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方向：科学认识论作者姓名：周巍指导教师：孙慕天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二○一一年三月1万方数据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码：10231学号：硕士学位论文论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科学理性硕士研究生：周巍导师：孙慕天教授学科专业：科学技术哲学答辩日期：授学位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2万方数据 AThsisSubmittdfortheDegreeofMasterONSCIENTIFICREASONINERAOFMASSCOMMUNICATIONCandidate:ZhouWeiSupervisor:Prof.SunMutianSpeciality: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DateofDefence:June,2011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HarbinNormalUniversity3万方数据 目录摘要ABSTRACT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文献的综述与评论三、研究视角、方法和框架四、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第一章科学理性与媒体认识论第一节理性与科学理性第二节媒体的意义生成论第三节媒体的形象创制论本章小结第二章媒体效用的价值论评析第一节媒体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第二节媒体的科学责任第三节媒体的社会评价本章小结第三章交往关系与媒体科学理性第一节交往与合理性问题第二节科学理性与信息时代的媒体传达本章小结第四章媒体科学理性的重构第一节转型期媒体对科学理性的疏离第二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体文化与科学理性本章小结结论注释参考文献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使用授权书致谢4万方数据 摘要大众传播是信息时代交往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体，作为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传送的承担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科学理性则主导着媒体活动的方向和效果。本文立足科学哲学的视域，以辩证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媒体作为认识论主体和价值论主体的分析，审视媒体对科学理性的疏离，旨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针砭时弊，指出媒体回归科学理性的必要性及其途径。文章分析了媒体意义生成和形象创制的认识论机制，指出媒体产品的意义和形象的形成和传达都必须接受科学理性的指导。从价值论说，如何解决产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矛盾，决定着媒体的价值取向；媒体应当维护文化属性，承担必要的科学责任，这也是媒体评价的主要指标。媒体是信息时代交往关系的枢纽和中心节点。如何处理科学公平和个人自由、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信息时代交往形式的合理性。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之中，媒体存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非理性误区，必须弘扬主旋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媒体的文化创新。关键词：大众传播媒体科学理性5万方数据 ABSTRACTMasscommunicationisaimportantpartofthecommunicativeformintheeraofinformation.Mediatobethesubjectofmasscommunicationandthebearerproducing、processingandtransmittingtheproductsofinformation,effectsandchangesdeeplyexistenceanddevelopmentofthecontemporaryerasociety,whilescientificreasonguidestheorientationandtheeffecttoactmedia.Thispaperbasesoneselfonthevisionofthephilosophyofscience,underthedirectionofdialecticepistemologyandmaterialisticviewofhistory,bymeansofanalyzingmediaasepistemologicalandaxiologicalsubject,lookcloselyintoalienatingofmediafromscientificreason,inordertocriticizetheillsofthetimesatthephilosophicalheight,andtopointoutthenecessaryandthewaytoreturntoscientificreason.Ianalyzetheepistemologicalmotivethatthemediaproducesthemeaningandformulatestheimage,pointoutthatformingandtransmittingthemeaningandtheimageofmedia‟sproductshavetofollowthedirectofscientificreason.Accordingtotheaxiologicalviewofpoint,thathowsettle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industrialandculturalpropertydeterminesvalue-orientationofthemedia;mediashoulddefendtheculturalpropertyandbearnecessaryresponsibilityofscience.Thisistheessentialindextoevaluatemedia.Mediaisthehubandthekeylinkofthecommunicativerelationsinmodernsociety.Thathowdealwiththerelationbetweenscientificjusticeandindividualfreedomeffectsdirectlytherationalityoftheformofcommunicationintheeraofinformation.Chinaisintotransform.ThereistheirrationalareaoferrorofconsumerismandutilitarianisminChinesemedia.Wemustcarryforwardmainstreamandfollowtheroad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realizeculturalinnovationofmedia.Keywords:masscommunication;media;scientificreason6万方数据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当代最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信息革命，这场革命是交往方式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凭借超越时空限制的信息技术媒介，人类社会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自然经济时代社会向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型，二十世纪下半叶则发生了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如果说现代化的基础是对劳动和资本两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那么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则是信息资源主导的经济形态。信息的生产、交换、消费是知识社会的基础结构，而作为信息平台的大众传播则是知识社会的动力机制。马克思认为，广义的交往（英语commerce，德语Verkehr）是交往主体以物质媒介为中介而进行的和相互联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和人的社会性的本质体现，而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第115页）。但是，交往方式是历史的，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交往方式是直接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交往成为以物为中介的商品交换。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与新兴的知识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信息产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以信息产品为中介的交往方式是后工业时代的历史特点，而实现这种新交往方式的首要途径就是大众传播。所谓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是指，通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利用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受众而进行的规模化的全域性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大众传播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1、媒介主导性。大众传播是组织起来的传播活动，媒介组织有特定的系统建制，有专门设定的目标和运行规则，公众通过媒介对符码的解读接受信息并受不同程度的引导。2、属性二元性。大众传播的活动和产品既有文化性又有商品性，它要受精神文明规范的制约，又受文化产业价值规律的支配。3、受众全域性。大众传播的对象是跨阶层、跨地域、跨性别、跨年龄的普遍性质，真正体现了信息的可分享性。4、意义重构性。大众传播的意义生成机制是一个三维互动结构：文化语境——媒体创意——受众解读。7万方数据 显然，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处于交往关系的枢纽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决定了信息时代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内容和形式，所以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说：“媒体，所有媒体，信息，所有的信息，都面对两个方向同时运行：向外制造出更多的社会属性，向内使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丧失效力。”（2,pp.65-67）。鉴于媒体对信息时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从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媒体的地位、性质、效能、结构、运作、演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综合的实证学科——传播学。但媒介传播涉及的信息传达、形象创制、意义诠释、符号解读等问题必须超越实证层面，通过哲学反思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做出本质性的探索，于是媒体哲学应运而生。由于工业社会弊端丛生，西方社会兴起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批判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同时，对科学主义出现误判，科学哲学中所谓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与历史社会学派一起，倡导以直觉领悟为核心的非理性主义。同时，当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公众为摆脱心理焦虑出现寻求本能欲望、感官刺激的负面社会心态，这种语境在思想上反映为传媒理论中的个人意义论和传媒实践中的唯娱乐主义，使媒体疏离、淡化和告别科学理性。两者的这种同步性，提示了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从科学哲学视角分析媒体活动的认知结构、行为模式和效应链锁中科学理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同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运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正在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国也迅速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合理地重构社会交往方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课题。这就要求作为信息交往枢纽的媒体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一方面，媒体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媒体必须对社会转型中各种结构性错位和断裂有清醒的认识，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价值标准，对负面的文化入侵有鉴别力和抵抗力。由于创新是中国实现赶超的关键，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这就使科学理性问题成为我国媒体建设的核心任务。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通过对媒体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分析，探讨媒体的意义生成论和形象创制论，从内容和形式上揭示媒体信息生产的规律；2、通过对媒体科学理性的价值论分析，探讨媒体作为产业和作为文化的张力关系，规定媒体的社会责任，建构媒体活动的规范和评价标准；3、通过对媒体科学理性的社会学分析，探讨信息时代媒体如何通过弘扬科学理性促进交往关系的和谐发展；4、通过剖析我国社会转型期媒体对科学理性的疏离，指出媒体回归科学理性的必然性，提出媒体重构科学理性的对策。8万方数据 二、文献的综述与评论（一）核心主题文献直接涉及本文主题的研究，数量不多，可分为两类：一是传媒哲学研究，二是传媒理性研究。1、关于媒体哲学的文献媒体哲学一般理论的构建是近十年的事情。由于传媒事业的发展，大量与媒体有关的哲学问题纷至沓来，如《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哲学和媒体教育》（MikeSandbothe,MediaPhilosophyandMediaEducationinInternetAge,ed.byPaulStandishandNigelBlackwell:ASpecialIssueofTheJournalofPhilosophyofEducation,Oxford:Blackwell,2000,pp.53-69）的作者桑德博思所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当你触及到媒体理论时，时常会面对与媒体有关的众多修辞学问题。那些逻辑的、伦理学的、美学的、认识论的问题，或者涉及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问题，都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但作者觉得，在一些人看来，“媒体哲学”（mediaphilosophy）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奇怪的、别扭的猜想。这篇著作认为，当前媒体哲学的主题具有张力性质：一方面是理论主义（theoreticism），认为这一主题域是学院哲学规范内与１９－２０世纪制定的认识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基本纲领相关的新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则认为它是遵循后现代文化实用主义（pragmatism）导向的应用哲学。此文可以看作是西方关于媒体哲学的代表性文献。另一部代表作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的新著——汉森的《新媒体的新哲学》（MarkB.N.Hanson,NewPhilosophyofNewMedia,TheMITPress,2004），此书的特点是立足于数字化革命讨论媒体哲学，认为数字形象的出现使新媒体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地位彻底改变，不是新媒体把观察者转化为应用者，而是数字形象本身创造了全新的接受（认知）主体。可见，媒体哲学应运而生并非偶然，而是适应信息时代与媒体自身及交往方式双向变革的时代趋势。国内对媒体哲学的研究同样处在起步阶段。胡兴荣的《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是唯一的一本有关新闻传播哲学的专著，其中有专论媒体认识和实践中的主观与客观、真实与真理的章节，还特别分析了媒体在商业社会中的乱象。国内有代表性论文是孙和平的《风险社会的传媒哲学阐释》（《哲学研究》，2004年，第４期）此文着眼于面对社会风险传媒对实在的再创造，从当代社会作为复杂系统的新特质出发，阐释传媒的特殊认识论和价值论地位，把传媒视为社会和个体认识中的新要素。总体上说，媒体哲学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深度也不够。但由于这些研究均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历史转型，触及到媒体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地位，这为本文研究媒体的科学理性9万方数据 规定提供了某些理论前提。2、关于媒体科学理性的文献在英语传播哲学研究文献中，有一个悖论性命题，成为媒体哲学研究的主导性理念——媒体的基本规定是提供事实还是创造意义，这可以说是媒体的根本矛盾，也是媒体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文化建构论的影响下，国外媒体哲学研究也渗入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对媒体科学理性的定义，因而是本论题最为关注的文献。一部分学者坚持媒体信息传达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这是媒体科学理性的基础。但主流思潮相反，却力主文化建构主义。普劳和克里姆斯基的《环境公害：作为社会过程的交往风险》（SheldonKrimskyandAlonzoL.Plough,“EnvironmentalHazards:RiskasaSocialProcess”,Dover,Mass.:AuburnHouse,1988）是一部引用率很高的著作，作者认为媒介和交往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理性路线，一条是文化理性路线；前者注意到科学、技术、世界观，而后者注意到文化、价值元素。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单向沟通会导致专家路线；文化理性必须和语境分析结合起来，技术理性则独立于主流文化的决策框架。后来克列曼在《科学、技术和共同体冲突的风险新闻》（Cynthia-LouCleman,“Science,TechnologyandRiskCoverageofaCommunityConflict”,inMedia,CultureandSociety,SAGE,London:ThousandOaksandNewDaihi,Vol.17(1995),65-79.）中，进一步发挥了普劳和克里姆斯基的这一重要论点。但是，英语国家学者的主流趋向是注意媒体的建构活动，其中商业利益、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媒体话语传达和形象塑造的作用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早在1978年，塔奇曼就发表了《制作新闻：建构实在论》（GayeTuchman,MakingNews:AStudiesintheConstructionofReality,NewYork:FreePress,1978）。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尔的《“意识形态”：媒体研究中表达的转向》（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Gurevich,T.Bennett,J.Curran,andS.Woollacott,eds.,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pp.56-90.London:RouledgeKeganPaul,1982.）是有重要影响的论著，认为媒体属于“表意的政治学”（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媒介制作出世界的形象，赋予各种事物特定的意义。媒体形象不是简单地反映了世界，而是“重新表现”了世界。表现（representation）不同于反映（reflection），表现包含了选择、展示、建构和塑造。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后期围绕现代媒体的社会作用出现了新卢德主义（Newludditism）※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作有曼德尔（JerryMander）的著作《消灭电视的四点根据》（J.Mander:FourArgumentsfortheEliminationofTelevision.NewYork:HarperCollins.1978）和《神圣阙10万方数据 失：技术失败和印第安人的生存》（J.Mander:IntheAbsenceoftheSacred:theFailureofTechnologyandtheSurvivaloftheIndianNations.SanFrancisco:SierraClub.1991）；波斯特曼（NeilPostman）的《童年消逝》（N.Postman:TheDisappearanceofChildhood.NewYork：DelacortePress.1982）和《自娱至死：娱乐产业时代的公众叙事》（N.Postman:AmusingourselvestoDeath:PublicDiscourseintheAgeofShowBusiness.LinotronMeridien:VikingPenguin,Inc.1985）。这些著作的作者像当年英国卢德运动把工人的悲惨遭遇归罪于机器一样，把大众传播时代出现的种种声讨电视归咎于电视媒体，特别对电视的非理性倾向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们认为电视是技术与“资本逻辑”共谋的产物，使人精神枯竭，剥夺了人的自主创造能力；使儿童满足于感性直观，逃避理性思维；对影视娱乐的沉湎使人远离现实生活，造成对公众行为的误导。新卢德主义的媒体批判触及到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文化的反理性主义表现，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但这一批判没有公正地评价现代媒体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并且把传媒的负面效应归咎于媒体本身，而没有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总之，国外这些文献从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角度，探讨了媒体疏离科学理性的根据，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立足点。但西方学者的泛文化主义倾向是需要批判分析的。近年来，国内自然辩证法界出现了研究科技传播的热潮。2007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光主编的《科技文化传播》一书，这是第四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集中反映了我国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其中周国文的《现代传媒与公共理性》、马来平的《科学自主性：科学素质传播的重要内容》、查英青的《科技文化传播与公众科技素质》、黄基秉等的《加强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社会和谐》、王琼的《浅析科技报道中的伦理问题》等都直接涉及科学传播或媒体文化传播中应坚持科学理性的问题，并归纳了科学理性精神的基本特征。国内文献中，关于科学理性的专门研究尚不乏人，关于媒体理性的研究也偶有所见。前者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袁建新的专著《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关系建构》（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提出事实和理论，真理和信念的统一问题，并将两种理性做了三元要素（客体—媒介－主体）的结构分析；还有杨耀坤的《科学理性的沉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梳理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史，系统分析了科学理性的结构和价值。后者代表作有柯泽的《理性与传媒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作者同时还发表了《理性视域中※卢德主义一词源于1811-1816年英国工人初期捣毁机器的运动，意指通过破坏现代技术设施，使社会相关群体免遭技术进步负面后果的损害。11万方数据 的传媒舆论及其悖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３期）。但是或是单独论述科学理性，或是单独论述媒体理性，偏偏缺乏将媒体与科学理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提出媒体的科学理性命题，而这正是本文选择的特殊视角。（二）指导思想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我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马克思在早期研究中，曾就新闻传播的科学理性本质做过哲学上的反思，这一点似乎鲜为人知，亟待挖掘。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马克思就指出新闻传播要把关心“新思想”和关心“新事实”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0页）；在《第１７９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报纸不能从“官方理性”出发，因为“这种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页）。邓小平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是“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邓小平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正是体现了科学理性和人本思想的统一。江泽民更明确要求“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江泽民：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信，《论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明确定义了科学理性的内涵。2、党中央指导方针的有关文献就实践层面说，媒体的科学理性问题，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应当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地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改革创新精神，就包含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内容。胡锦涛关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的要求，指明了新时期我党的基本文化方针。李长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求是》，2008年，第２２期）的专题论文中，诠释这一方针，特别提出“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和“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主旋律是主导，多样化不可缺”的原则，强调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反对粗制滥造、低俗媚俗庸俗。这些为媒体坚持科学理性设定了12万方数据 政治思想前提。（三）相关背景文献媒体的科学理性是多视域的复杂系统论题，其主要前提性知识包括：1、关于传播学的文献现代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麦克卢汉1964年推出影响巨大的经典文本《理解媒体》一书（MarshallMcLuhan,UnderstandingMedia,NewYork:Mentor,1964），追溯了传播史，定义了媒体的本质——“媒体即信息”，深入研究了电子媒介的社会效应，提出“媒体即按摩”的双刃剑效果论。可惜此书尚无中译本。近年来，西方大量传播学著作问世，但论题未超出麦克卢汉的基本理念。有些代表作已译成中文，主要有：斯坦利·Ｊ·巴伦：《大众传播概论》（刘鸿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理查德·韦斯特和林恩·Ｈ·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刘海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2、关于信息革命和社会转型的文献信息革命为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奠定了技术基础，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这导致公众对精神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进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转型，造成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模式的多元化，使媒体不断变换自己的定位，而这恰恰成为媒体疏离科学理性的历史语境。迈克尔·海姆的《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从哲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对立角度，系统论述了虚拟实在的本质，界定了真正实在与虚拟实在的关系，特别提出“网络空间情欲”的概念，注意到媒体所带来的新的人性异化和媒体的反理性主义倾向。英语文献中此类论著甚多，如博格曼的《穿过后现代的界面》（AlbertBorgman,GrossingthePostmodernDivid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亨德森的《设计实在：人机互动的媒介》（JosephHendson,“DesigningRealities:InteractiveMedia”,Ined.bySadraK.HelselandJudithParisRoth,VirtualReality:Theory,Practice,andPromise,Westport,Conn.:Meckler1991）等等。西方对后工业时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在召唤新人文主义的同时，一个盛行的言说就是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和技治主义的批判，声讨科学主义，进而波及对科学理性的评价。早期文献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典型著作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近来反映科学理性主义捍卫者与泛文化相对主义者论战的代表文献有诺里塔·克瑞杰汇编成题名为《沙滩上的房子》的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当然，也有明确坚持科学理性立场的论著，如汉纳的《科学客观性的范围和界限》（JosephF.Hanna,TheScopeandLimitsofScientificObjectivity,PhilosophyofScience,2004,71,№3）。已出中文译本的保卫13万方数据 科学理性的专著是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一书，作者将后现代泛文化论称作新犬儒主义（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版）。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生活方式的转型，为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后现代主义的巨擘鲍德里亚提出了自己的消费社会理论，认为后现代的特征是商业产品与文化产品的结合，商业网络成为文化扩张的渠道，建立了象征性交换的概念，而权力系统又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媒介任意创造虚假的象征性交换并宣称其为真实的。鲍德里亚的论说为解读媒体用市场理性驱逐科学理性，提供了一条思路。其代表作是《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纵观一个世纪以来与媒体科学理性有关的哲学研究，可以发现其理论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有三个代表性的主流导向：1、消极受众理论。上世纪初开始，媒体认为公众知识水平普遍低下，而社会和政府要求对新兴传媒业进行约束以强化社会控制，公众是消极的被动主体，传媒界流行统观论（grandtheory），认为媒体应当对传播内容作全面描述和解释，向受众直接灌输。2、理性调试理论。上世纪60年代，由于媒体误导造成的公众信息接受失衡，有必要对公众心理失衡进行匡正，理性调试论应运而生，亦即适应失调的选择性程序论和通过媒介信息传递促进健康精神成长的强化论（reinforcementtheory）.3、语境建构论。上世纪60年代以后，符号互动和赋义问题凸现出来，而符号破译和解读则是文化交互活动中形成“典型化格式”（typificationscheme）的过程，媒体的“培养分析”（cultivationanalysis）创造了公众视为真实的文化语境。国外关于媒体科学理性的研究有几个基本特点，也是其局限性。1、在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移植传统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原理和社会学、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构造形形色色的解释模式，其中如意义协调论、期望违背论、社会渗透论、社会交换论、适应结构论、组织文化论、沉默螺旋论、失语群体论等等，基本停留在在现象学层面，未作深层的本质分析。媒体的一般认知理性和科学理性仅仅被当作媒体总体活动的一个环节，没有进行专题论述，也未真正纳入科学哲学的论域。2、媒体哲学研究的认识论前提主要是两个导向，前期主要是经验主义导向，对传播现象作实证分析，通过归纳类比，从共性和差异做类型学的描述；后期主要是实用主义的导向，侧重传播效果和社会价值的分析，但评价标准却是模糊的。3、西方研究始终存在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二难推理，一方面强调最新技术手段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又批判技术手段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不能从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正确定义科学理性。14万方数据 三、研究视角、方法和框架（一）研究视角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导向，以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性的原理基本出发点。本文拟深入分析传统科学理性的规定，指出从科学理性到科学合理性的进展，揭示后现代语境下科学主义批判中的偏颇和告别理性的思潮走势，为提出媒体科学理性问题提供哲学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现代媒体在信息传递、形象创制、文化评价等活动中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地位，系统构建科学哲学视域上的媒体科学理性论，进而从中国转型时期的现实出发，分析媒体告别科学理性的语境根源、表现及其危险，并提出重建媒体科学理性的基本准则。（二）研究方法1、实证考索法：通过历史文献检索搜集媒体活动中科学理性要素的经验表现及典型案例，结合笔者在媒体的工作实践，考察媒体科学理性疏离的负面事实，以归纳分类方法寻求共同的趋向。2、要素分析法：在实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媒体活动的构成要素进行抽象，通过比较，揭示科学理性与其它基元的本质区别，以把握其特质。3、模型建构法：探寻在媒体活动中科学理性与其它构成要素及其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构建相应的结构学模型和动力学模型。4、理论批判法：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比较西方各种传播理论，挖掘其合理成分，建立解释媒体科学理性的概念系统。（三）研究框架本文按照媒体活动认识内涵的三个维度构建叙事逻辑：认识论维度、价值论维度、交往论维度，根据科学理性在三个维度上的表现分别做出理论分析。从认识论维度上，阐明媒体意义生成的事实、个体、语境和科学四元素，论证科学理性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进而阐明媒体形象创制的描述、虚拟、理想的类型分化和科技、艺术、道德的要素解析，指出科技手段和科技目的的主导作用。在价值论的维度上，论述媒体作为产业和文化的矛盾关系，阐明媒体在知识、精神和创新方面的社会责任，以及评价媒体活动效应的两个双标尺。在交往论的维度上，从交往合理性的规定出发，以媒体对科学公平和个人自由的双向诉求为基础，讨论在社会安全、危机态势、生态目标约束下，面对全球化趋势媒体对科学理性的研判和设计。以上述理论分析为指导，考察我国转型时期媒体疏离科学理性的社会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重建媒体科学理性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15万方数据 四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媒体的科学理性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命题，是迄今国内外尚无人涉足的领域，本成果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建构了媒体科学理性的基本概念体系，突破了传播学的实证科学眼界，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一、追溯了哲学的理性观的发展，在与启蒙理性和历史理性的比较中界定了科学理性，厘清了对科学理性的后现代泛文化主义误读。二、建构了媒体科学理性认识论、价值论和交往论的三维概念体系：对于媒体的科学理性认识论，提出了事实、个体、语境和科学的四元结构的意义生成论，描述、虚拟和理想三种类型以及科技、艺术和道德三大要素的形象制作论；对于媒体科学理性价值论，提出了媒体产业与文化的内在张力论，揭示了媒体在知识、精神和创新的三重责任论，建立了媒体事实－价值和经济－社会两个双标尺的评价体系；对于媒体科学理性交往论，确定了媒体科学理性传达的基本矛盾——科学公平和个人自由。三、揭示了媒体科学理性疏离的三大社会根源：市场转型中的消费社会、娱乐中心主义思潮与流行文化的兴起，提出重建媒体理性的主旋律原则和三化（开放化、民族化、多元化）原则。16万方数据 第一章科学理性与媒体认识论传播学把传播定义为：“个体使用象征符号，确定和解释环境意义的社会过程。”（3,第7页）这个定义虽不完整，却的确抓住了传播的基本性质——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意义诠释。当然，不同的哲学流派对意义的建立和解释见解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一定义表明，要把握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必须从认识论角度研究传播。按照辩证认识论的观点，理性在认识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理性首先是科学理性在媒体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节理性与科学理性从哲学上说，理性（reason）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性是指健全而正常的思维状态和思想活动，与本能冲动和愚昧迷信相对立；狭义的理性则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是与感觉、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不同的认识论范畴。一、科学理性的兴起及其规定在历史上，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信仰主义。教父哲学的代表奥古斯丁（S.Augustine）奠定了中古社会神学认识论的基础，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不理解，信仰会使你理解。信仰在先，理解在后”，“信仰便于理解”。上帝是心智之光，不仅使心智获得判断的能力，而且找到通向概念的途径。（3,IX，10）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反封建为诉求的启蒙运动，在一般文化学乃至认识论上，弘扬理性便成为革命性的思想纲领。在启蒙学者看来，自由的前提就是维护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理性于是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黑格尔所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4,第80页）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旗帜，恩格斯认为，对启蒙思想家来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活着放弃存在的权利”（5,第56页）。所以，这样的理性被称作启蒙理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提的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科学革命正是思想解放的先导。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科学颠覆了特创论的宇宙观，从伽利略到牛顿，以实验为基础，通过严密的逻辑—数学推理发现和验证真理，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理性主义知识论辉煌的胜利。卡西勒（ErnstCassirer）认为启蒙知识论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知识，无论其内容是什么只要源于人类理性，并且不依赖于其他的确定性基础，就是„自然的‟。因此，与其说„自然‟是一堆既定对象，不如说它是知识的„视野‟，知识所17万方数据 及的实在的视野。在自然之光的范围里，一切皆属自然，只需有知识的自然力量，便能理解和肯定一切。这样，„自然王国‟就与„神恩王国‟对立起来。通过感知，并辅之以逻辑判断和逻辑推论以及知性的运用，我们就能认识自然王国。”（6,第37页）这一观点成为科学精神的核心理念，这就是科学理性。一般地说，科学理性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而形成的认知方式，它以探求客观真理为目标，以实验为基础，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揭示实在的普遍规律和本质。二、科学理性与科学主义随着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得到了无可辩驳的确证，而且通过应用科学的发现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的面貌，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也催生了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把科学理性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如巴恩斯（BarryBarnes）所说：“科学主义是科学的伪装：一种科学主义的论据，就是包含着某种对科学的不合理要求的论据；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会导致某种科学崇拜，并且会错误地把科学看作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的态度。”（7,第5页）相应地，应用科学成果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引发了对技术的崇拜即所谓技治主义。罗斯扎克(T.Roszac)把技治主义定义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求的。”(8,pp.7-8)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的泛滥，引起了对科学理性本身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内史和外史的双重根据。就人的本身说，精神活动不仅在意识层面上发生，包括经验性和理论性的认知，而且也在心理层面上进行，表现为情感、意志、想象等等。1957—1958年，波朗尼（MichaelPolanyi）先后发表了《人的研究》、《缄默的维度》和《个人知识》三部巨著，人们才意识到，除了言传的外显知识（explicitknowledge）之外，还包括不可言传的“隐知识”（tacitknowledge），像科学发现中起重要作用的直觉、顿悟、灵感之类的认知活动，都具有此类非理性的性质。由于隐知识在作为原始创新的科学发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96年OECD组织所发表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Economy）中，明确提出隐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9,pp.17-30）就社会语境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工业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一方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造成了生态危机，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技术进步使人沉湎于物欲而疏离了终极关怀，科学理性被曲解为工具理性，人的本性被扭曲了。于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到18万方数据 爱丁堡学派的知识社会学（SSK），科学技术批判大行其道。前者如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尖锐地提出了技术合理性问题。他认为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用纯粹量化的逻各斯压抑了人的本性，所谓“逻各斯战胜了爱欲”。他说：“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10,第127页）后者如布鲁尔（DavidBloor）所倡导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四大信条，主张科学知识取决于人的价值选择：“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11,第4页）难怪卢恩斯（TimLewens）把强纲领称作“外在主义的社会认识论”（12,p.559）三、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地位但是，尽管科学理性批判确有科学认识论和文化社会学的根据，但从根本上说，却只是一面之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人的精神活动是理性的和心理的统一，也是意会知识和外显知识的统一。但是，必须看到，理性认识和言传知识在认识中起着主导作用。孙慕天指出，矛盾双方在功能上是基础和主导的关系，主导的一方具有引领性、建构性，在认知活动中，“理论作为主导要素所具有的建构性和突破性，是知识进步的积极的和能动的要素”。（12,第122-125页）理性认识的这种主导作用，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有两种掌握世界的方式：一种是概念的、思维的、即理性的方式，另一种是艺术的、形象的、实践的方式。但是，认识总是要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概念的具体：“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是把直观和标箱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的掌握的。”（14,第39页）这就是说，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进达于世界的本质和整体，所以科学理性在科学认识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不是反自然的。”（15,第97页）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批判同样有其片面性。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如波依德（RobBoyd）所说：“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承诺。”（16,第205页）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其本身的过错，而是应用科技成果的特定人群的价值取向以及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特定社会制度造成的。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科学技术从属于资本。马克思在评论尤尔（AndrewUre）关于科学“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论断时，深刻地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19万方数据 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知识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17,第212页）这才是科学理性被扭曲为工具理性的深刻社会根源。总之，必须正确认识科学理性的本质和它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促进文明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媒体科学理性的理论前提。第二节媒体的意义生成论在哲学上意义虽然是和真理同样重要的范畴，但对其本质不同的却一直缺乏共识。可以肯定的是，意义的研究是二元的：一个研究方向是认识论的，即一个表达式中所传达或涉及的东西，这主要语义学（semantics）关注的主题；另一个是价值论的，即生活的目的、内涵和根据，这主要是生存论（survivalism）关注的主题。一、作为意义生成主体的媒体在这方面，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不仅作为信息中介通过符码转达编码者所要传送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既是符码（其他编码者所编制的）意义的解读者，更是独立的编码者。就后者而言，媒体的重要任务是赋义；而恰恰因为媒体承担着意义生成的重任，所以zkq20160222必须把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本质属性。反馈解码1个体受众解码2媒体编码群体受众解码3信息流信息源图1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意义生成与传递20万方数据 遵循科学理性建立合理的意义生成机制，媒体必须正确处理事实和价值、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关系。二、尊重事实是意义生成的基础媒体肩负传达意义和创造意义的双重责任，而这两者的基础都是客观事实。媒体必须报道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真实是媒体的生命。向受众提供虚假信息，愚弄公众，是媒体最大的失职。早在191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WalterWilliams）就制定了《记者守则》，规定“报人只写他所深信是真实的事情”；应避免为本身偏见所左右，不受他人偏见的笼络，绝不能因威逼利诱逃避本身的责任；不被特权者的要求或群众的吵闹※所惑。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曾经开展过反对“客里空”的斗争，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的旗帜必须鲜明。”（18,第1322页）然而媒体并不是事实的传声筒，它所传递的信息符号中荷载着媒体人对符码的解读对事件的评价，反映了媒体希望受众接受的价值指向，为此媒体必须创造价值。1988年，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在《媒体定律：新科学》中提出了所谓“媒体四定律”：升（enhancement）定律，增强了某种社会价值倾向；废弃(obsolescence)定律，使一些事物zkq20160222或观念过时而被淘汰；重生（retrieval）定律，使已经消失的事物和观念重新复活并流行起来；逆转（reversal）定律，使事物和观念发生方向性、革命性的转变。这些定律正是媒体生成意义的几种基本方式。（19,pp.98-99）问题在于，在意义生成中，媒体如何把尊重事实和创新价值统一起来呢？这涉及哲学上实然（assertoric）和应然（obligatory）之间的关系。尽管按照休谟命题，不能从实然命题中推出应然命题；但是，作为应然判断的合理价值选择是基于对客观事实及其规律的正确认知，也就是辩证法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从根本上说，由于历史进步的方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谈到科学上的求真和道德上的向善之间的统一性时，爱因斯坦指出，虽然对基本价值进行争论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但人们一般都会接受的共识是：“为维持全部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须的资料应当由总劳动量中尽可能少的部分来生产。”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益的活动就是正义的事业，是为至善。而为此目标就“要求增进一切有关自然规律和社会过程规律的知识，也就是促进一切科学工作”，这就是求真。※客里空是1942年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人物，作为战地记者他专门闭门造车，制造虚假新闻。1944年该剧在我军中演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剧评，在我党的新闻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21万方数据 所以，为这样的高尚利益而献身同为科学事业献身是完全一致的，而怀有这种终极关怀的人，才能突破私利的囿限，把揭示客观真理作为毕生使命。（20）其实，马克思早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人民对“事件的真实性”和该事件的“道德实质”的关心具有统一性：“这是事实或杜撰，——而事件却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陈述。”（21,第188页）这就是说，人民对现实生活的评判——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通过事实表现出来，因此忠于事实就是对人民负责。三、从现象进达于本质媒体生成和传达意义，都是根据事实，而直接接受的则是现象。媒体的传达当然包括对现象的实时的、直观的、生动的报道，但是这不应该是媒体的主要任务。媒体研究专家鲁宾（AllenRubin）认为，媒体认知（Medialiteracy）“就是有关对传播的来源和技术、使用的符码、制作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选择、解释和影响的全面理解。”（22,p.3）媒体认知是媒体整个行为的前提，而这里所说的“对信息的选择、解释和影响的全面理解”显然不是感性的、现象学的，而是理性的本质论的。应当强调指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通过抽象思维，从偶然到必然，从特殊到普遍，而这一过程不是远离了实在，而是更真实地、更深刻地反映了实在。列宁说：“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zkq20160222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23,第181页）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造成了信息爆炸，达夫特（RichardDaft）称之为“信息丰裕”（informationrichness）。随便打开谷歌搜索引擎，输入低碳经济词条，只需0.25秒，就会查到7860000个信息。媒体面对着海量的信息输入，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产生了传播学上所谓的歧义性（ambiguity）和模糊性（equivocality）效应。传播学提供了一系列减少模糊性的技术操作手段，如韦斯特（RichardWest）等人在《传播学导论》中提出的分析信息、建立规则、传播循环等举措。（24,第329页）近来，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任何人都可以是新闻的发布者，信息者进一步加剧了传播平台上的乱象。由于超链接、超文本和微博的出现，新闻报道出现了“细碎化”（fragmentation）倾向，大大增加了受众要把握真像和事件本质的难度。其实，这里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认识论问题。事物包括信息有表里精粗真伪之分，按照辩证认识论的规律，“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25,第291页）为此，主流媒体不能流于自然主义，满足于尽可能多的搜集新闻素材，而是要引导公众认识22万方数据 事物的本质和全局，为此就必须确立符合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原则：1、选择性原则。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去除恶意的、虚假的、冗余的、琐屑的、浮泛的材料，准确把握最关键的事实。2、整合性原则。通过结构性分析，把握事物构成的基本要素，寻求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观事物的全体。3、前瞻性原则。要追溯和展望事物发展的趋势，力求把握过程的规律性，以提高公众的预见性。这些原则向主流媒体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当然不是立即能够做到的，但这毕竟是其努力的方向。电视文化的权威研究者费斯克（JohnFiske）发现，媒体文本如电视节目的主要部分构成一种相对统一的阐释，成为主流解释；但同时常常会包含与主流意义解释不一致的“额外意义”。（26,p.48）这提醒我们，媒体必须自觉地以洞悉事物本质的科学理性，构建所生产的文本的主旨，以此统合自己的意义生产和意义传达。第三节媒体的形象创制论zkq20160222近些年来盛行的企业形象策划（CI,CorporationIdentity）或称企业识别，恰恰是从大众传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始的。从1951年开始，戈尔登（WilliamGolden）和多尔夫斯曼（LouDorfsman）为这家媒体设计了当时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标识，如黑石（BlackRock）。论者认为，这种形象策划是“把概念的清晰性和煽情的视觉传达紧密地结合起来”（27）。CI策划从媒体起步具体方案偶然，和一般企业相比，媒体的定位是大众传播，所提供的是为公众视听直接接受的符号产品，因而对形象塑造的需求必然是最为迫切的。可以说，媒体认知的切入点就是形象识别。正是在形象制作中，最容易忽视科学理性的主导作用，并由此使大众传播陷入误区。一、媒体形象的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考察媒体形象的不同属性，这里我们只讨论两组基本的形象类型：1.狭义形象和广义形象狭义形象是指媒体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产品的形象。信息产品是媒体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结果，也是社会和公众对媒体需求的集中体现。所提供的信息产品形象如何，关系到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媒体的声誉和地位，攸关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媒体的产品形象包括外23万方数据 在（表面）形象和内在（实质）形象，社会和受众对媒体产品的需求始终存在于个性和共性的张力之中，而且这些需求又是不断变化的。就共性说，媒体形象受制于信息产品的数量、种类、形式、内容等参量，如：报纸和刊物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互联网的点击率；纸媒和立体传媒栏目的设置和调整；形式和内容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等等。就个性说，媒体必须打特色牌：既要根据国情，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又要有地方特色，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为满足个性化的要求，媒体还要为受众预留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空间，在传播学上这被称作“窄播“（narrowcasting）。广义形象是媒体自身的形象。和一般企业形象一样，媒体同样也是三相一体：理念形象（MI,MindIdentity），行为形象（BI,BehaviorIdentity），视觉形象（VI,VisualIdentity）。但是，媒体毕竟不同于普通企业，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对形象塑造有特殊的要求。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源头，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或倾向于某一社会集团，成为其喉舌；但事实又是媒体的生命，尊重事实是媒体形象的灵魂，——于是，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利益指向，主观上又力求客观公正，两者经常发生的冲突就成为媒体形象塑造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另一方面说，媒体本质上是文化属性的社会建制，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它又是重要的产业——所谓文化产业，前者对终极关怀的追求和后者的市场导向，往往造成媒体zkq20160222的形象断裂，这是媒体形象制作贯彻始终的又一基本矛盾。2、实际形象和投影形象媒体的水平和实力是客观的，它表现了媒体的真实情况，可以制定出严格的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对之进行评估。这是一套质和量统一的指标，就我国的情况说，质上包括内容的真实性、政治倾向的正确性、经济运作的合理性、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和创新性；量上包括传播范围、认知度、到达率、投入产出比，诸如此类。真实形象投影形象社会语境图2媒体真实形象和投影形象政府、专家和公众的评价也会有分歧，例如，对一台春节晚会的评价，官方的调查和公众的舆论倾向总是大相径庭。如果真实情况形象为A，投影形象为A′：就会出现三种情况：24万方数据 A=A′,A＜A′，A＞A′。A=A′，即A－A′=0，也就是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其本身的实际状况相吻合，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媒体应当努力做到基本一致。A＜A′，即A－A′＜0，属于超量期待，公众对媒体有较高的要求，而媒体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指标。A＞A′，即A－A′＞0，属于形象损失，首要原因是媒体自身运作的问题，没有把真实的形象传达出去；也有暂时性的原因，如受公众的受流行风气左右、欣赏水平有待提高，同行的打压，偶然事件的冲击等等。二、媒体形象创制的结构要素媒体形象制作是科技、思想和艺术三要素互动的过程。1、科技科学技术是媒体形象制作的手段和基础，现代科技手段决定了媒体的运作方式，从而※造成了媒体的专业分化。下表所列的是有技术决定的媒体功能分化：功现场文字声音图片视频互动能媒体直播印刷品×√×√××zkq20160222广播√×√×××﹟电影××√√√×﹟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录音磁带××√×××只读光盘×√√√√×网络√√√√√√﹟注：记号×是指影视上的文字并非原文，亦无法转移到纸上，其作为文字的功能是不完全的。显而易见，媒体的功能是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决定的。最新技术革命是微电子革命和数字化革命，正是这两项技术催生了一种新的传媒——互联网，网络作为新媒体用电子报刊、视频转※此表采自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351页。25万方数据 播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虽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媒体，而且创造出诸如博客、微博、播客等全新的媒介形式。随着移动通讯设备技术性能的不断改进，3G技术把手机和多媒体合二为一，例如iPhone就具有语音通讯、图像传输、音频视频、广播电视、互联网络诸多功能。可以预见，这场新的通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媒体的性质，推动大众传播方式的变革。2、思想如前所述，媒体是意义生成之地，而不是一套如同制造物质产品那样的技术装置。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霍尔（StuartHall）在《“意识形态”再发现：媒体研究中的回归约束》一文中，认为媒体形象不是简单地反映了世界，而是“重新表现了”世界，媒体具有用某种方式来表现事件的权利。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媒体按照何种观念选择或建构自己表现世界的模式，这就是媒体的思想导向或意识形态问题，霍尔甚至认为媒体的工作就是“意义政治学”（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28,p.64）无论媒体凭借何种技术，使用哪类符号，传达什么形象，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以下主题（至少是其中之一），并或隐或显地就这些主题表达自己的立场或倾向：——当前世界和本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国际和国内的时局、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进展和成就——对影响世界和国家进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本国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和各种非主流思潮——时髦或流行的观点、文本和风云人物——社会生活中与公认的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相关联的人和事——构成新闻要件的消息所涉及的社会含义和人文关怀如此等等，可以说媒体的所制作的所有可供传播的形象，无一不显示自己特定的思想立场，表明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当然，媒体在传播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也有的媒体出于政治或商业目的，用伪中立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其实却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各种思想争论之中。克罗图和霍伊尼斯在前引书中说：“代表不同利益和不同力量的媒介观点在媒体文本中进行着较量。一些观点会占有优势，比如是因为它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或是建立在人们所熟悉的媒介形象上；另外一些则隐藏在媒介的边缘，鲜为人知。“（29,p.190）美国的一些媒体特别喜欢以无倾向性相标榜，但是正如詹姆斯·大卫·亨特（JamesDavidsonHunter）所说，在当今美国社会，媒体是处于“文化战争”（culturewars）中。（30，p.230）正因如此，毛泽东才对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提出要求说：“我26万方数据 们党所版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8,第1322页）3、艺术媒体为信息符码赋义，所生成的信息产品则不需通过形象制作才得以传达给受众，这里就存在一个信息产品形象的可接受性问题，而这种可接受性的基本属性就是美感。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这话引申开来，可以转译为这里所说的文本意义（“质”）和艺术形式（“文”）之间的关系：只顾文本意义，信息产品就粗陋不堪（“野”）；只顾艺术形式，信息产品就矫饰浮华（“史”）。但是，美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梅林（FranzMehring）曾指出：审美趣味是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审美主体“作为社会的成员、作为历史情景的产物”不同，对美的感受也随之各异。（31,第75页）大众传媒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媒体不断出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媒体人和受众也在改变，相应地，媒体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审美倾向改变产品形象的艺术形式，否则必然遭到公众的摈弃。近来，针对大众传播的历史性变化，“媒体美学”（MediaAesthetics）的新学科应运而生。2000年，美国纽约工业大学的媒体理论研究专家席尔马赫（WolfgangSchirmacher）指出，媒体美学研究的是在电影、音频、电脑制图、激光排版、多频道电视和高清电视、笔记本电脑、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对虚拟实在和“超实在”（hyperreality）的审美感受。他认为这是“人工生活世界”（artificiallifeworld）的美感，而这种新美感产生的语境是：——自我是焦点——操作是真理的关键——风格是行为的手段——传达是媒体的流出这些论断有许多可以商榷之处，而且有明显的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它确实抓住了时代的变迁，凸显了当前媒体形象制作中带有共性的美学趣味。（32）纵观近日媒体，可以看出，张扬个性，动感渲染，多元兼容，花样翻新，是普遍的美学诉求。科技、思想和艺术这三个要素，在媒体的形象制作中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其中，科技是基础，思想是主导，艺术是条件，各司其职，不可偏废。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常常出现偏颇。有两种非理性的误区需要提出来讨论：一种是技术主义。高新技术给大众传播不断带来崭新的表现手段。电脑的图像合成技27万方数据 术如photoshop软件的使用就给影视制作开拓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是过去无法实拍的历史场面、宏大背景复现出来，几可乱真。但是，这只是表现手段而已，不能本末倒置。现在流行的所谓“大制作”，不是为传达理念的需要而采用新技术，而是以高技术的出新本身为目的，以为追求梦幻般的场景，动作上的高、难、险，以操弄技术代替思想表达和艺术创造，耗费的是天价投资，炮制的是文化垃圾。技术主义扼杀了理念，亵渎了美感，焚琴煮鹤，是媒体高尚文化的杀手。连醉心于电影技术的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phenSpielberg）都说：“技术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如意的东西。它可以中断我们自己的故事，可以打乱我们的思路或梦幻，连我们忙得只能往返于咖啡店和工作室的路上打手机时产生的美好遐想也会被搅乱。”（33，第24页）另一种是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唯美主义产生于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时的法国诗人戈蒂埃（TheopileGautier）率先楬橥唯美主义的文艺纲领——“为艺术而艺术”(l'artpourl'art)，认为艺术是自足的本体，不应受道德、政治或任何其他事物的束缚。应当指出，在“左”的思潮长期支配我国文艺创作后，作为对“主题先行”之类的概念主义创作理论的反弹，强调持守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尤其历史必然性。但是，美是生活，文艺归根结底是现实的反映，“文以载道”，终究不能不承载某种理念。文艺批评家廖文评论说：“纵观当下文艺，反对经世致用而„向内转‟的倾向愈演愈烈，„纯文艺‟的创作思潮颇受推崇。一些文艺家鼓吹唯美是文艺的唯一本质，终极功能，将文艺与社会、历史、人文割裂开来，拒绝进入社会公共场域，贬斥文艺的一切作用，彻头彻尾地陷入唯美主义泥淖。”（34）。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点就是唯娱乐主义，这在媒体上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总之，贯穿媒体形象制作的一条主线，是明确的指导思想，而这就要求形象创作者保持清醒的科学理性。本章小结媒体是交往方式历史发展的产物，通过媒体进行的大众传播是在特殊的认识活动基础上实现的，而这种认识活动的主体则是在科学理性的引导下发生的。科学理性是在近现代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所起到的历史进步作用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规律；尽管工业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科学理性被扭曲，但它作为正确认识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媒体认知首先是意义的生成，是在把握、表现和传达事实的基础上，编码和解码。意义生成的机制首先是事实和价值的张力关系，解决好求真和向善的关系。意义要通过形象制作表达出来。媒体形象包括广义形象和狭义、实际形象和投影形象两类；媒体形象制28万方数据 作是科技、思想和艺术三元要素系统，三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其主导要素是思想。当前要特别警惕技术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偏颇，而这两者都是对科学理性的背离。29万方数据 第二章媒体效用的价值论评析在哲学上，事实属于描述性判断，而价值（value）属于批评性判断。T·奈格尔（ThomasNagel）在《从无所有处看》一书中，关于价值有个著名的定义说：“价值表达着客观的意愿。”（35,p.136）这一定义揭示了价值的二元规定：价值是事物符合人们需要的客观属性。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向社会提供的产品与一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同，尤其特殊的文化信息的属性，这些产品符合了公众特殊的意愿，满足了他们从其他产品中无法得到的需求。作为媒体哲学一个分支的媒体价值论（AxiologyofMedia），研究媒体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满足社会从不同向度提出的各类需求，我们将发现，科学理性是媒体合理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条件。第一节媒体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文化主体和产业实体的双重角色，这使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是，这两种角色并不总是一致的，相反，两者经常发生矛盾，这成为媒体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也正是在一点上媒体最容易丧失理性。一、媒体的产业化浪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媒体活动产业化。市场需要媒体，因为市场的自由竞争使企业和及其商品只有通过媒体的大众传播渠道，才能打开价值的实现空间；媒体也需要市场，它的存在基础和条件要靠市场来保证。这就是媒体和经济的一体化，美国社会学家克罗特奥（DavidCroteau）称之为“媒体商务”（businessofMedia）（36），而克罗图则把认为可以创立一门媒体产业经济学的新学科。（29,第39页）媒体之所以成为产业，是因为它以赢利为目的，也就是说，它已经企业化了。克罗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组织主要为了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的产品能够获得经济利润。”（29,第70页）媒体产业化的主要表现在媒体的商业模式和产权模式方面。媒体的第一种商业模式（B1）是节目为商品，受众是消费者；在B1模式下，媒体为受众而生产，受众购买媒体的节目，媒体就能赢利，使受众满意以求利润倍增，是媒体动力所在。媒体的第二种商业模式（B2）是受众为商品，广告商是消费者；在B2模式下，广告商通过媒体能购买到更多的受众，媒体才能赢利，使广告商满意以求利润倍增，是媒体的动力所在。美国30秒钟黄金时段联网电视空位销售的广告价格平均为10万美元，而2003年播放超级30万方数据 球赛Baiders-Buckaneers节目中的30秒广告平均价格为230万美元。以获利为目的的媒体，具有一切企业的共同属性。从克兰（DianaCrane）所说的“新闻的生产视角”（perspectiveofnewsproduction）考察（37,p.49），市场经济下的媒体必然为扩大利润率而走产权集中化的道路。媒体所有权越来越几种在少数大公司手里，出现普遍的整合趋势。研究媒体产权的专家巴格迪肯（BenBagdikean）1992年和2004年连续发表《媒体垄断》和《新媒体垄断》两部专著中，揭示了媒体所有权集中化的必然性，认为当前甚至已经出现了跨国垄断的趋势。（38，pp.1-26）还在10年前的2000年，美国的大众媒体产业就已被区区六家公司所掌控。产权集中化在“水平兼并”和“垂直兼并”两个方向上扩展：不仅是各类媒体横向的聚集，例如把报刊、图书、音乐、影视、网络等等；而且是不同性质的媒体在纵向上的整合，即掌控传媒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如影视公司可以兼并经理人公司、艺术家工作室、音像制品厂、影碟销售商店。传媒巨头的出现和媒体的垄断趋势，是遵循市场逻辑，规避风险，以保证稳定的赢利（steadyprofits)。二、固守媒体的文化属性无论商业媒体在市场上的发展势头如何迅猛，媒体本质上毕竟是文化实体。媒体的基本属性是文化定位的：承接和保护文化，选择和评价文化，弘扬和创造文化，传播和享用文化。（39,第159页）媒体文化功能的实现是张力性的，一个向度是限制性的，另一个向度则是释放性的。媒体通过大众传播，倡导和散布了一种文化范式，实际上是企图使受众的感情、思维和行为方式按媒体所主张的规则模式化。巴格迪肯认为当今世界是“媒体渗透的社会”（media-saturatedsociety）（38,p.33），公众的生活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媒体重塑了。一个最典型的媒体效应就是青少年的追星现象，媒体制造明星也制造粉丝，对明星的狂热效仿甚至成了一种精神病综合症候群。但是受众是分层化的（stratification），媒体强行推出的文化诉求反倒会激起另一部分受众的激烈反对，这被称作“阐释性抵制”，就是克罗图所说的：“受众„抵制‟接受所谓的优先意义，对媒介信息以对抗的立场积极进行重新阐释，甚至提出颠覆性的理解”。（29,第336页）媒体成为公众议论的引爆点，这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已经成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契机，当前网上不断出现的围绕各种“门”的热议就是这种趋势的典型表现。媒体履行自己的文化职能是媒体对社会应负的基本责任，能否固守自己作为文化实体的本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主要价值尺度。有人以电视为例对媒体的文化功能做过一些梳理，但不够全面（40,第36页）。我认为，媒体的基本文化责任应该是：31万方数据 ——纪实性工作。对生活的原生态忠实地进行记录，立此存照，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可靠的事实材料。——编纂性工作。对庞大的信息进行选择、整理、分类和编排，成为可供公众查询的信息源。——传播性工作。传播消息、知识和需要公众了解的资讯。——教化性工作。以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和感化受众，提升其精神境界，提高国民素质。——创新性工作。在信息产品的意义生成和形象创制中，孕育和发展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式以及原创性的新作品。——对话性工作。作为社会的舆论平台，推动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对话和沟通，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娱乐性工作。为公众创造休闲空间，用各种文化形式愉悦受众的身心。三、媒体的“反文化”迷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媒体的本质毕竟是文化性的，如果完全按产业化取向经营媒体，大众传播就走向了反文化的道路。媒体评论家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把这种倾向叫做“超级重商主义”（hypercommercialism），忧心忡忡地说：“超级重商主义的负面，如果不是消灭也是削弱了媒体为公众服务的观念。”（41,p.15）利益驱动使大批媒体经营者失去了理性，以致为赢利不顾一切，几至丧心病狂。最常见的是媒体失德是，罔顾真实是媒体生命的底线，为博眼球而迎合一些公众的畸形偏好，迎合部分人的猎奇起哄、寻求刺激、消费故事、恐惧期待、娱乐亢奋等病态心理，挑动情绪化。媒体上假新闻层出不穷，盛行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掺入色情和性挑逗，公开鼓吹唯快感主义，把感官上的生理快感当作节目播放效果的唯一诉求。媒体上所有这些欲望发泄式的非理性狂欢，盖出于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那句关于资本的脍炙人口名言所说的那样：“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42,第829页）利润要求使媒体生产对社会危害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基特林（ToddGitlin）在《黄金时段的内幕》中，通过对广播电视网的分析发现，利润底线的压力是它们决策的出发点。执行者的目标是获得稳定的利润，因此需要播出能够吸引关大观众的节目，从而时那一时间的广告溢价出售。（29,第71）虽然多数节目并不成功，但只要有10%的畅销产品在黄金时段32万方数据 保持高收视率，其赢利就足以使媒体扭亏为盈。这样一来，各媒体制造文化消费潮流，寻求卖点，就会左右时尚，从而改变公众文化心理，并影响社会的思潮走向。媒体与广告的一体化使其对象向中上层受众聚焦，因为广告商关注的是购买力，这使媒体精英化而脱离基本公众。与此同时媒体的政治立场也会靠近官方的主流话语，而疏离草根阶层的舆情。媒体的垄断趋势使大型媒体巨头所拥有的媒体所有权转化为政治权力，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甚而自身就成为执掌公权力的人物，如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那样的政客就是这样发迹的。现代媒体在市场运营中产生的这种“告别文化”现象，使人们不能不对媒体经营者的非理性迷思产生高度的警惕。第二节媒体的科学责任作为文化实体，媒体承担的文化责任是全方位的，应当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向社会负责。科技文化传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理所当然地要负起科技文化传播的责任。我国科技哲学界对科技文化传播已经有了基本共识，认为科技传播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传播的信息内容（科技理论、科技知识、科技方法），科技传播的手段（媒介、渠道和手段）、科技传播的功能（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狭义的科技传播是指，科技知识、资料和情报等等的传递，交流与共享。（43,第62-63页）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讨论媒体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科学责任。从根本上说，媒体的科学责任集中于培育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什么是科学素质？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定义是：“所谓有科学素质是指了解和深谙进行个人决策、参与公民事务和文化事务、从事经济生产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过程。有科学素质还包括一些特定门类的能力。”（44，第169页）但是，怎样才叫“了解和深谙”科学概念和科学过程呢？美国“国家科学教育协会”（NSTA）提出了四条标准：1、发展认知、运用和解释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说明的能力；2、提出和评价科学证据；3、理解科学知识的进展；4、成功地学会参与科学实践和科学探讨。显然，美国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着眼点是纯粹知识论。2006年我国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出了既有普遍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定：“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一定义不仅是知识论的，而且是文化学的，而且对我国社会有着特殊的针对性。媒体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科学责任，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普及科学知识的责任33万方数据 中国科学普及研究所根据国际通用的科技素质指标对我国公民的科技素质做了跟踪调查。这三项指标是：1、对科学知识达到基本了解程度；2、对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程度；3、对科学进步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了解程度。调查结果，2003年，我国公众的基本科学素质平均为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010年是3.27%。可以看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正在不断提升。（45）但是，这一结果只相当于美欧日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水平；而美国2001年的调查结果是17%。显然，我国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媒体是我国普通公众获得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调查发现，普通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高达91.0%，通过报刊的比例为44.9%，通过广播的比例为22.4%，可惜没有找到互联网的比例数字。（46,第175页）这表明媒体在科学知识普及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媒体自己及其主管单位对此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吴国盛指出：“在公众科学传播即狭义的科学传播领域，媒体作为科学和公众之间的界面，起着一户寻常的作用。过去的科学普及重视了科普创作、科技场馆和农村推广技术，但没有考虑到媒体的作用。无论从有效传播的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互动的角度看，媒体都是中心和枢纽。”（47，第83-84页）在我国媒体的大众传播中，最薄弱的可能就数科学传播了。首先是数量严重不足，据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布的《2006中国科普报告》披露，在我国70万个各类网站中，能正常运作的科普网站及栏目仅有408个，仅占0.58%。实现全国覆盖的科技专业电视频道只有CCTV-10一家，地方台设置科技频道的只有二、三家，显然科技传播在媒体上是被边缘化了。同时，国内科学传播中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不合理也已充分暴露出来了。按照议程设置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的看法，议程设置就是大众媒体加大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专题，以求影响受众对这类问题重要性的认知。（48,p.ⅹⅱ）关于我国媒体议程设置的问题，刘兵等已做过专门研究（49,第185-191页）。就科技知识的传播说，国内媒体一个特别常见的议程设置错位是，重突发自然事件的危机公关，轻经常性的科普宣传。像地震、非典、泥石流、重大医疗事故等发生时，公众注意力一时聚焦于此，媒体一拥而上，甚至突破栏目限制，业内业外齐上阵，常识介绍专业分析铺天盖地而来，大有信息爆炸之势；一旦危机解除，时过境迁，立即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二、对弘扬科学精神的责任科学理性属于认识论范畴，所表现的是正确认识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即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默顿（RobertK.Merton）认为科学理性就是实验理性和逻辑理性。科学理性是34万方数据 科学精神的认识论前提。与科学理性不同，科学精神是文化学概念，所表现的是合理行为所要遵守的规范和准则。用康德的话说是实践理性。默顿指出：“从事学术的科学家的行为可能与一组紧密连贯的规范有密切联系。”（50,第123页）他称这种规范为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其基本准则是：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可以看出，这些规范的基础正是科学理性的求真原则。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社会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与平等、民主等人文精神一样，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媒体在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前述媒体文化的超级重商主义，科学精神在大众传播中淡出的倾向是全球性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卡尔·萨根(CarlSagan)在一部反伪科学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评价媒体的商业行为说：“电视给轻信者提供了大量伪科学电视节目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医药和技术，但却难以找到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型商业电视网中，在那些经理们的眼中，科学节目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利润的减少。除了钱任何东西都不重要。”（51，第418页）他对大众传播在宣传科学精神方面的作为做出了否定的评价：“由于在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同上，第5页）卡尔·萨根是在1996年说这番话的，他的指斥同样使用于我国。当前媒体对弘扬科学精神的漠视主要表现为：——出于特定的利益（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不顾科学事实，夸大或歪曲报道某项科学成就；——迎合部分公众猎奇揽胜心理，把科普蜕变为宣扬神秘事物，鼓吹超自然力量，宣扬迷信的渊薮；——利用部分公众贪利取巧的功利思想，渲染奇技秘方的超凡力量，为伪科学和江湖骗术张目；——借口“趣味性”，把科普知识的科学内容偷换为刺激感官的演义故事，炮制科学人物的轶事绯闻，把科学传播恶搞成娱乐八卦。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媒体在正面承担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尚未真正进入你角色；相反，在大众传播中违背科学精神的行径却大行其道，这是值得整个社会密切关注的时代病。※格雷欣法则（GreshamLaw）是格雷欣（ThomasGresham）最先做出理论概括的货币现象，即“劣币驱逐良币”：同一面值而实际重量成色不同的货币，由于法偿能力相等，实际价值高的良币会退出流通转为储藏或流出境外，而使劣币充斥市场。35万方数据 第三节媒体的社会评价美国学者弗兰克（ReuvenFrank）1993年提出“媒体公平论”（fairnessdoctrineofmedia）。（52,p.20）出发点是，媒体在公众获取自己所处的世界信息方面拥有无上的话语权，它们在政治和商业利益方面所拥有的能量也是无可匹敌的，要防止媒体权力的滥用，就要根据公平原则对媒体行为进行评价，以便于对之进行监管。一、评价主体的变化各种利益群体出于相异的立场，对媒体的行为及其产品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具体的评价尺度是什么，基本评价总是二择一的——合法或非法，有益或有害。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更关注的前者；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更关注的则是后者。由于媒体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媒体评价上制定官方标准并有政府实施实行控制和监管，都势在必行。克罗图尽管站在西方民主的立场上说话，但也承认：“所有国家和政府都是在各种程度上，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来限制或推动媒体的自由活动（或者是能动性），这种存在于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媒体和政治世界。这种政治力量和媒体的关系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自由言论的限制、经济利益的影响和政府合※理的角色。”（29，第94页）对媒体的评价标准，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如果不使用“普世价值”一词——有共识的：一个是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对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危害；另一个是不能突破道德底线，鼓吹色情暴力，诲盗诲淫，必须明令禁止。美国一向自称是新闻最自由的国家，然而尽管时松时紧，联邦政府却从未放弃过新闻监管。连美国自己的舆论都承认，联邦政府的新闻政策一直是双重标准，对外鼓吹自由，对内严格监管：“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依然充满问题和矛盾。就在希拉里国务卿发表本次„互联网自由‟演讲的那一周，联邦调查局主张扩大政府对社交网站和Skype等加密在线通讯工具的监督权。”（53）但是，媒体产品的消费对象毕竟是广大受众，大众传播时代也是公众参与的时代，不能把受众当作“沉默的大多数”，强制推行媒体的话语霸权，公众有能力摆脱媒体的误导，更有权通过与媒体的互动，通过与媒体的对话，提出自己的诉求，推动媒体的改革和进步。这里同样存在着媒体文本和受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所以应当把受众理解※作者根据原文对原书中译本此段个别译文做了修订。36万方数据 为“积极的受众”（activeaudience），他们会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对媒体产品的意义进行重释，乃至做出“解释性抵制”：拒绝接受媒体主张的“优先性意义”，甚或提出颠覆性的理解。上世纪末，美国的格布纳博士（Dr.GeorgeGerbner）发起了“文化环境运动”（CulturalEnvironmentMovement,CEM）。这是一个由150个独立组织组成的联盟，得到64个国家的支持。有意思的是，该联盟在1996年3月17日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一个针对媒体的《观众独立宣言》，提出了八大主张，我们可以把这些主张的核心观点归纳为：——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产品已经由一小群出售商品全球性企业来生产，成为市场营销的商品；——文化环境已经退化，技术和媒体联合起来把人的独立自主性驱逐出主流；——政府的公权力撇开公众把通讯渠道拱手让给媒体帝国；——文化环境的生态污染带来了人性灾难，用扭曲人性的文化模式戕害公众的身心；——恶化的文化环境剥夺了受众的话语权，扼杀了大众的民主权利，转移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关注，抛弃了终极关怀。（54）我们的转述虽然不一定确切，也并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对媒体的和大众传播的异化充满了焦虑，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觉醒，是自觉的深刻理性反思。应当强调指出，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受众作为媒体的评价主体是分层的，这是由经济状况知识水平造成的。美国学者蒂奇纳（PhillipJ.Tichnor）、多诺霍（GeorgeA.Donohue）和奥琳（ClariceN.Olien）提出一个“知沟假说”（knowledgec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播向社会传播的信息量不断增大，经济富裕的阶层比经济贫困的阶层以更快的速度获得信息，两组人群之间的知沟不是缩小而是相应地扩大。（55,pp.159-170）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富和地域的经济差距逐步拉大，我国学者刘雪梅注意到由此引起的“知沟”的扩大。她指出，即使都处于东部地区，北京居民的科学素质1997年平均指数已经达到4%，而东部其他地方2001年只有2.3%。（56）这种情况从《2003中国科普报告》中也可以得到验证，这一年中国公众基本科学素质平均为1.98%，而农村居民却不过0.7%。总之，研究媒体评价问题不能脱离评价主体的地位和性质，这是提高这一评价科学性的前提条件。二、评价指标的构建为了是媒体评价成为监管部门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有关研究部门和专家制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但是，由于对媒体本性的认识角度和侧重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的原则也各不相同。总体上说，大致有两种模式：第一种重在主观感受，主要评价媒体的公信力；第二37万方数据 种重在行为后果，主要评价媒体的效益。国外的媒体评价喜欢采用第一种模式。这类评价所要考察的是媒体在三个方面的水平：1、专业行为特质；2、期待中心指向；3、社会感知认同。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考评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舆论的代言者、社会公德的监督者、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是否尽职。下图说明了这些不同要素在媒体评价中的分量（57）:4035302520151050正确性公正性专业性独立性多元性其他图4媒体评价要素指标权重国内媒体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倾向于采用后一种模式，一般分为社会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两大部分。就社会效益说，主要是政治指标和文化指标。政治指标主要是指导思想，群众性和党性；文化指标主要是指维护主流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产品创新、国际文化交流等等。就经济效益说，主要是成本评价、广告收益等等。（58）根据对媒体的认识论分析和价值论分析，应当提出媒体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两个指导思想：1、事实和价值统一的原则。媒体的生命是真实性，要考察媒体是否能把坚持真理至于利益目标之上；为此就要考评媒体是否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只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才能做到坚持客观公正，勇于捍卫真理。38万方数据 2、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统一的原则。以理性精神传播科学知识，保卫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样做也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维护了公众的身心健康，体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一致性。现在各种媒体评价指标的设计，对这样重大的指导原则缺乏明确的认识。进一步阐明这些根本理念，是媒体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章小结本章的主体是媒体的价值论分析。媒体具有双重属性，是产业性和文化性二元结构。市场经济是媒体产业化，一方面使媒体的信息产品和受众成为商品，另一方面媒体在产权上表现出集中化的垄断趋势。但是媒体的本质上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文化实体，它肩负着纪实、传播、教化、对话、娱乐等推进文明进步的历史任务，而超级重商主义是媒体活动走入了误区。媒体的重要文化使命就是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媒体的科学责任在致力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今天，特别凸现出来，而媒体对此却普遍缺乏自觉，甚至完全偏离了科学进步的方向。为保证媒体健康发展要通过对媒体的规定进行理性反思，制定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使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众对媒体的监控有所遵循。当前公众愈益自觉地承担起媒体评价主体的角色；但目前的媒体评价体系所遵循的原则不够明确，已有的评价指标偏于具体效益评价，应当进一步改进。39万方数据 第三章交往关系与媒体科学理性交往是为满足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彼此关联、交互活动、相互作用，而大众传播则是交往的一种基本的现代形式。大众传播改变了传统的交往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代世界是工业社会孕育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代，交往的合理化问题成了社会历史反思的焦点，由于媒体是大众传播的枢纽和节点，媒体的科学理性问题也相应地进入了当代科技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视野。第一节交往与合理性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理性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合理性（rationality）范畴似乎来自理性（reason），合理性即符合理性标准的言说、思想、行为及其后果。韦伯（MaxWeber）曾对合理性做过经典性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性类型论，把合理性分为四种，即：目的—工具的合理性，价值—信念的合理性，感觉—情感的合理性，传统—习惯的合理性。（59，pp.1145-79）可以看出，理性是认识论概念，而合理性则有更多的价值论的色彩。国内学者费多益对二者的区别做过十分精到的说明：“理性是就人自身的内在本性或能力而言；合理性是就对象之合乎秩序、或合乎目的性而言的。理性是主体的特征，而合理性是被考察的对象的特征，是从刃目的出发对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理性评价。”（60,第29页）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用“交往”范畴来阐述唯物史观了。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是德文Verkehr，而没有用相当于英文communication的Kommunikation，这不是偶然的。Verkehr在德文里有沟通、通讯（communication），交流（communion），交易（traffic），交际、往来（intercourse），流通（circulation）等多重含义，适合用来指称马克思想要用交往范畴来表达的广泛而丰富的涵义。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内在交往和外部交往，局域交往和世界交往，是一个揭示复杂社会关系的普遍历史哲学范畴。马克思把交往理论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已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交往理论做过系统研究（61），从本文的主题出发，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交往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交往是人的类本性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40万方数据 人不是孤立的、单独的、抽象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与人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中即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的类本质，是人得以生存下来的前提，也是人作为类存在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向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所以交往是人的“类活动和类精神”（62,第24页）2、物质交往是交往的基础而交往又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交往的核心是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交往把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连接起来，正是在特定的交往关系中，社会实现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交换。任何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在通过一定的交往形式实现的。马克思说：“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63，第24页）3、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交往形式的变革进而推动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看作是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交往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63，第81页）马克思以彻底的历史辩证法考察交往形式的发展，并且把这种进步同“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更新联系起来，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启示。二、合法性与合理性：交往理性的后现代重构上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尖锐地爆发出来。简单地说，所谓结构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生态危机使环境容量濒临极限；一是人与人关系的扭曲，对物质财富的无厌追求使人性异化。对工业时代的批判引发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西方兴起了一场后现代思想运动，一时之间，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状态等说法不胫而走。追踪西方后现代思潮发展的上下文，不妨说这使一条从合法性追问到合理性探求的过程。合法性（legitimacy）是马克斯·韦伯上世纪初提出的概念，指称政治权力使公众确认和服从的境况。事实上，还在二战前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运动已经对启蒙主义提出※通过比较，此处和以下《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语，用的是1960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译文而未采用新版本。41万方数据 了质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全面异化的病态社会，人成了被技术、商品操纵的单面人，现代化的理想破产了。该学派第二代头面人物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73年发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正式提出“合法性危机”的命题。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限制了个人首创精神和自由，文化系统不能产生令人信服的政治法律上的合法根据，不能激发社会成员与制度合作的动机，以对国家公权力表示忠诚和支持，于是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的深刻性在于发现了合法性危机在于合理性的丧失。按哈贝马斯的观点，人的社会行为有两类：一是工具行为，一是交往行为；前者的依据是工具理性，后者则是交往理性。按照工具理性，行为目的的设定与手段无关，而且该目的的实现和对现实世界的干预是因果关系。按照前者，行为虽然也是有理由的，但却是受外在因素左右的，如此这般行动是不得不尔，带有受制于人的性质。按照后者，行为是出于内在的目标，行为者了解手段和目的的一致性，承认并接受有效性声称，如此这般行动是出于自愿。进一步说，人的社会行为不是单个人的作为，而是在人际交往中实现的，因此是在语言沟通中进行的，这就是对语言意义的共识。意义共识是理性共识，因为这种共识是有充足理由的。哈贝马斯为理性共识建立了三条理由：1、有效性，即价值论的规则；2、真实性，即认识论的规则；3、正当性，即道德论的规则。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所符合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交往理性，从而也就具有了真正的合理性。这就是合理性的重建。（64,第46—50页）这种合理性是在对话和商谈中建立起来的。如果在公民社会中，政治团体的成员参与商谈，取得理解，达成共识。而在正式政治领域，政治团体的代表通过代议机构吸收公民社会的共识，政治和法律就会得到公民的认同和服从，也就有了合法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是有启发性的。社会如何在交往中形成共识，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种共识必须是理性的，即达成对意义理解的一致性。为此他在《文化与交流》一文中，鼓吹“纯粹交流思想”的模式，提出变革“舆论结构”，也就是要合理发挥媒体的作用，使媒体行为符合交往理性。（65，第166页）但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会立即发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是典型的改良主义。他实际上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匡正晚期资本主义由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构成的话语霸权，这是历史的倒退。不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公民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理性共识的，哈贝马斯的善良愿望只能是乌托邦。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辨析后现代交往批判，就其对西方工业化负面后果的反思而论，自有其深刻之处。但是，42万方数据 在对工具理性的拷问中，包含对科学理性的误读，这是不能不予澄清的重大原则问题。对科技进步的责难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第一代法兰克福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但是，哈贝马斯认为他这位前辈的科学技术批判存在严重的失误。他在1968年发表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指出，马尔库塞把科学的负面作用归之于科学之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和使用者没有采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哈贝马斯指出，马尔库塞关于社会可以选择、鉴别科学技术的错误在于，科技的消极作用不是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有科学技术自身的本性生发出来的。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错误在于没有分清“劳动和交往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劳动是根据技术规则进行的，是一种工具行为，“是按照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在任何情况下与之相联的都是对可观察事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有条件的预测”，换句话说，是工具理性的，即“目的—手段”式的。而交往行为则迥然不同，它是规范式的，“这些规范决定双方的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主体所理解和认同”，其根据可以从“共同的主观性对于注重愿望的理解中找到”。科学技术植根于技能规则，交往行为则立足于“性格结构”；前者是物理性的，后者是人本性的。（66,pp.88-92）后来他将这一观点发展为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差异论。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在后现代学人中带有普遍性。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走的更远，他根本否认有交往理性的一致或共识。在利奥塔的话语系统中，交往理性属于“意见”(opinion)类的知识，被称作叙事（narrative）；其中以评判者的立场把部分、条件性的叙事夸张为基本的整体的叙事，称之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把描述性的认知陈述当成祈使—命令式伦理陈述，并使之成为永恒的普遍的规范，称之为“宏大叙事”（greatnarrative）。与叙事不同，科学只承认指示性的语言游戏而排斥其他语言游戏，它对所指物的陈述可普遍的得到证实或证伪；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外在的关系。但是，问题在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尽管被认为来自普遍的证实或证伪，其实这种检验标准只是科学家通过辩论而取得的一致意见，换言之，科学的合法性来自科学家的“宏大叙事”。这就造成了知识的悖论，被认为与叙事不同的科学，其合法性是由叙事的合法性来保证的。但是，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已经破产，无论是诉求于永恒真理的思辨性叙事，还是诉求于正义实现的解放性叙事，都陷入了合法危机，这就是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失败。现代化所建立的是财富=效率=真理的等式，科学技术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可执行性”和有效性：“成功是技术科学愿意接受的唯一标准。但是技术科学不能够说明什么才是成功，或者为什么成功是好的、公正的或真实的，因为成功是自称自赞的，就像法律不加任何考虑就批准一件事一样。因此技术科学并未完全实现普遍性的事业，而是实际上加43万方数据 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过程。”（67,第168页）社会所有的只是规则的异质性和社会成员的“异议”（dissent），亦即“小型叙事”（petitnarrative），科学技术合法性的于是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否定，无论是马尔库塞式的，哈贝马斯式的，还是利奥塔式的，都是对科学技术本质所做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曲解。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无论是把科学理性混同为工具理性，还是用交往理性取代或补充科学理性，乃至根本取消科学理性都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三个基本原理：1、科学理性的基础是科学认识的真理性。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实在的固有规律，是价值中立的，是与人的思想、利益、意愿无关的。在这一点上，科学理性具有普遍性，科学上的共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2、科学理性把实践视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在科学上达成的一致和共识，不是由于交往理性，也不是由于价值上的有效性，而是因为科学理论通过实践而得到证实或证伪。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8，第3页）因此，科学知识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有效性，恰恰是由于它在实践上被证明为符合客观真理。3、科学理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发挥科学理性的能动作用去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一回事，从不同社会集团的价值目标和利益需求出发利用科学理性则是另一回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社会的制度语境影响到科技应用的方向，甚至出现负面后果，这不是科学理性本身的过错。第二节科学理性与信息时代的媒体传达当今时代最本质的变化是信息革命，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信息产业成为超过传统产业的首要产业，知识的生产引领并决定着物质的生产，同时，社会生活的结构、交往形式以及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化的杠杆是有微电子革命和数字化革命引起的传播方式的改变，而这一改变的核心则是新媒体的出现。关注信息时代大众传播新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理性在新媒体系统中的作用，就是关注人类文明的未来。一、网络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媒体的革命性变化，而媒体的更新换代有引起了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促进了交往形式的变革。也许可以把媒体信息传达方式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1、纸媒阶段44万方数据 正是在文艺复兴早期的15世纪，中国传来的印刷术通过古登堡（JohnnesGutenberg）实现了机械化，从此文字产品可以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地复制出来，纸制印刷品成为先进科学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载体，书籍、杂志、报纸的形式大量传播开来。纸媒时代使信息不再成为上层阶级的独占品，打破了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成为大众传播的起点。但是，信息发布者是少数精英，而且为受众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限制，纸媒信息的解读是理性层面上的概念解码，因而大众传播的空间是狭窄的。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63，第52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权力是资本的代表，所以媒体本质上是官方的喉舌，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2.电媒阶段20世纪初，无线电通讯技术开始应用于大众传播。当时的电报和电话虽然已经应用于通讯，进入了公众日常生活，但还不是大众信息传播的媒体。1903年，电影开始在所谓“镍币影院”（nicklodeous）售票上映；1920年，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首次进行商务无线电广播；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办了电视服务社，向公众播放电视节目；直到1941年美国才兴建了两座商业性电视台，人们可以通过购买电视机收看电视。电影、广播和电视把公众带进了以电媒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电媒打破了打通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使受众可以通过媒体进入因经济、政治、身份限制而在物理上无法进入的社会空间，提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主动权；电媒是通过视听形象传播的，尽管受众由于认知能力的差别，对媒体产品意义的理解程度有高下之分，但却都能在直观上被接受，这使媒体的信息产品进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可以说，通过电子媒体，才实现了真正的大众传播。但是，电媒是单向的传达，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产品，而且电媒的商业化是如此彻底，以致把大众传播变成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商品关系，加剧了工业时代交往关系的异化。3、网媒阶段基于电脑而开发的互联网始于美国1969年的军网，经过20年的发展，许多组织和个人从多方面进行开发；到上世纪90年代初，Dephi首先开展了全方位的网络服务；1992年使用HTTP协议的万维网（WorldWideWeb）出现，把个人电脑用户连到internet上的主机电脑已达110万户。据美国RoyalPigdom的最新调查，截止2010年6月全球网民已经有19.6亿。所以，一个以网络为主要媒体的大众传播时代已经到来。网络媒体是全新的媒介，它所独具的技术性能完全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方式。关于网络特殊信息属性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认为下列特点对大众传播的革命性影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45万方数据 ——时空塌陷。时间和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失去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物理意义，信息传递出现了以人类生存维度而言的超距作用(theactionatthedistance)。无论何地（wherever），无论何时(whenever)，把所要传达的信息传送到所要传达的任何地方。——无限延伸。网络把相关信息连接起来，是信息链条无限延伸下去，这是互联网的超文本（hypertextlink）链接功能。超文本就是“互文本”(intertextuality)，是相关信息的动态参照系统，其中每条信息都与文本的其他系统相关联。这可以说是一种“云检索”（cloudretrieval），是应对信息爆炸时代海量信息的最优方式。——双向互动。与纸媒和电媒的单向性信息传达不同，网媒是媒体与受众互动的对话通道，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送者；既是文本产品的消费者，又是文本产品的生产者。在网络的信息通道上，起点和终点是相对的，起点可以变成终点，没有一端是绝对的终端。——主体隐匿。采用匿名或化名，避实就虚，加密藏匿等手段，网上媒体空间中主体的活动可以实现“隐形化”。这使信息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权利和责任问题复杂化了，也向网媒形式的大众传播监管提出了挑战。——虚拟现实。网络空间创造了新的在场（presence），人通过信息界面（interface）把现实空间中的事物和行为转化为网络空间中的符码，并通过操作符码再现了真实生活。这种转换具有模拟性，而且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替代性。虚拟空间中的在场是“遥在”（telepresence），而不是亲在或此在（Dasein）。网媒是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新平台，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考验着媒体的科学理性。二、个人自由与科学公平公平或正义（justice）是自由的前提。政治学家伯林（IsaiahBerlin）把自由分为“免于被强制去做某事”的消极自由（freefrom）和“去做想做的某事”的积极自由（freeto）。（69）但正如罗尔斯正确指出的，无论那种自由，基础都是机会平等这一公平原则：“人类享有他们已实现的能力（他们内在的或训练出来的能力）的表现权，这种享有增加，能力也就实现的越多，或它的复杂程度也越大。”（70,第312页）从公平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推论，大众传播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使公众对在获取信息方面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权利，这种情况在信息社会的网媒时代更是被空前强化了，——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媒体推动了交往自由。但是，我们是否通过媒体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或者至少在媒体世界中我们比真实生活中更加自由，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实际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很难给出绝对肯定的回答。正如克罗图所说：“真的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媒介产品比真实社会更加自由吗？这要看对于46万方数据 „自由‟如何界定，亦即如何在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中衡量自由。”（29，第231页）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所以，对必然规律的认识越多越深刻，我们获得的自由就越大越充分。毛泽东说过：“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得到自由。”（71,第21页）由此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就是，媒体如果能够引导公众更多更好的掌握科学知识，才是使公众在自然面前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在大众传播时代，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进行科学传播效果要看其是否坚持科学公平的原则。科学公平是指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以认识自然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对科学成果有权根据公认的标准进行评价，在获取科学知识和利用已有科学成果方面拥有同等的机会。由于占有科技成果日益成为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并且成为政治权力强有力的支撑，不同的集团和个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破坏科学公平的做法，日益威胁到社会和谐，使交往关系失去合理性。媒体作为科技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如何把个人自由和科学公平统一起来，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中和谐交往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随着网媒时代的到来，公众在媒体空间中成为具有空前自由度的主体。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今天制约媒体和受众主客双方自由的因素是：1、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利益；2、政权主导的意识形态取向；3、社会分化造成的价值多元化；4、传统习惯势力的历史惰性。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的信息生产和受众对媒体产品的消费，都是受制约的，如何保障信息公平已经成为严重的时代问题。即使号称大众传播最自由的美国，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阶级、种族、性别方面的社会分化和不公，而造成了克罗图所说的“社会不平等的网络再现”。（29,第228-266页）从媒体的科学传播说，在网媒时代，科学公平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进而危及到受众的主体自由：——科技信息获取的公平问题。科技信息作为产品，其获取程度受供求双方的制约。媒体是意义的生产者或者至少是转送者，在市场导向的驱使下，在所提供的科技信息产品中常常以趣味性为主旨，有时为了博取眼球甚至牺牲了科学性将其曲解为赝品。更有甚者，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网站，竟然贩卖伪科学和反科学的私货。受众是传媒产品接受者和消费者，在信息时代，在媒体的虚拟现实中的生活，已经成了许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基本生活方式，有人甚至喊出“媒体本身就是世界”的口号。（72，pp.95-111）由于受众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特点，很少选择严肃的科学主题作为进入传媒的切入点。所以，科技信息无论供与求都是匮乏的，急需者反而无法从媒体上得到所需的科技信息，充斥其间的却是大量无用的冗余信息，于是信息获取的不公正现象就随之出现了。47万方数据 ——科技信息配置的公平问题。就内部配置说，包括媒体的各种信息产品和不同的科技信息产品的分配。以上文所说中国唯一一家全国性科技频道CCTV-10来说，每天播出时间19个小时，但首播节目时长只有7个小时，而其中的科技节目仅占40%；就科技节目的总数只有区区6个，其中有一些还是周播节目。“中央电视台的科普节目播出时间仅为9%，且科普节目收视率极低，不足1%，在很多地方还无法收到。但在日程表，其科普节目播出时间占15%以上，美国占20%以上。”（73）至于专门以培育公众科学精神为目的的节目，就更少得可怜了。就外部配置说，由于前面提到过的“知沟”的存在，我国贫富、城乡、地域之间的差距极大，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带来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诸如教育水平、交往空间、知识视野、欣赏口味、理解能力、评价标准、媒体操作的高下之分，如此导致的信息分配的不平等，是深层结构性的不平等。——科技信息利用的公平问题。科技信息产品的生产者首先是科学教育机构，媒体是产品加工者和传播者，大众科技传播是公众接受科技信息产品的通道。公众从媒体接收的科技信息产品用于何种目的，从根本上决定了大众科技传播的效益。下面是公众两种不同的科※技信息产品利用模型（74,第289页）：信息生产者信息产品信息加工传递受众消费型利用（媒体）图4科技信息产品受众利用模式1科技管理者科技政策信息受众2创新型利用受众1消费型利用科技信息生产者科技信息产品信息加工传递（媒体）图5科技信息产品受众利用模式2模式1表示，科研机构生产的科技信息产品，在媒体中进行了适合于大众传播的加工改48万方数据 造，通过不同传播手段（电视、网络等等）传达到受众，受众通过收听收看满足了自身单纯文化消费的目的（增加知识，提高修养，休闲娱乐等）。模式表示，大众科技传播中的受众已经发生了分化，除了模式1中的受众1之外，新出现了受众2。这类受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科学管理机构的政策思想，不仅消费科技信息产品，而且利用从媒体获取的科技资源，参与科技创新活动，自己也成为科技产品的生产者。近年来，国际国内学者热议的创新2.0，其中的欧盟LivingLab模式，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立足本地区的工作生活环境，以科研机构为纽带，建立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LivingLab网络，以用户为中心，吸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原来单纯的受众变成创新主体。（75,第140-143页）综上所述，信息时代媒体在科技传播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媒体正在调整与受众的关系，重构以媒体为枢纽的合理的大众传播模式，其中媒体和受众都是理性的信息主体，这使历史上全新的交往形式。三、全球化对媒体科学理性的挑战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所表示的是当代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由于新技术、新市场机制的出现，彼此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并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趋同性。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76,第471页）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最新技术革命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上对时空障碍的突破，更是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人们观察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和反思这一过程的本质时，却发现了深植其中的对立和冲突。2010年出版的斯蒂格（ManfredB.Steger）的新书《全球化》就认为，全球化“涵盖了成长中的全球想象，这种想象把我们推向可以消除循环之危险的全球境况，但它给予我们的仅仅是对过程那样一种性质的定义：指向宏阔的相互作用和整合，而这样一个泛泛的定义对全球化的其余性质无所言说”。问题是，在斯蒂格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是个悖论，既是整合，又是分化：“生活在世界不同部分的人，受社会结构和文化带的转型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因而全球化终究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77,p.12）大众传播的全球化是整个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不仅早已启动，而且正※上海交通大学李辉先生提出了两种科学传播模型，颇有创意，根据本文主题的需要，作者对李辉模型做了较大改动。参见注71。49万方数据 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早在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说过，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我们的感知能力在全球环境下得以扩展”（29，第393页）。经济领域全球化的特征是跨国趋势与多中心性同时存在。根据邓宁（JohnDunning）的研究，冷战以后，国际经济发展的特征表现为：1、一个经济实体和其他经济实体存在各种经济交易；2、经济实体之间形成不断增值的商业网；3、跨国进行的经济活动高度协调；4、跨国实体进行着各种类型的交易活动。这种跨国经济模式，使实力向少数经济金融巨头集中。（78,p.34）与此相反，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传统经济中心正趋于衰落，世界经济原有的秩序已经瓦解，以地区、集团划分势力范围的格局开始形成，人们热议的所谓从G7到G20，又从G20到G0的国际经济新态势，甚至认为未来的走势是无中心。但是，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63,第24页）媒体传播形式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的大众传播把持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直到本世纪初，世界上300家最大的媒体中，美国独占114家，欧洲80家，日本49家。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通过23个卫星向世界各地212个国家和地区的8亿多人播放新闻。少数媒体巨无霸垄断了话语权。例如仅仅5家文化产业集团就控制了全球的流行音乐产业，它们是华纳（美）、贝塔斯曼（德）、百代（英）、环球（加）、索尼（日）。由于这种文化垄断，西方世界的霸权话语实际上左右着全球范围的大众传播，这就是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与理念都埋藏于西方利益集团所出售的媒介产品中”。（29,第419页）说这番话的不是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士，而是我们几次引用其论断的克罗图，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副教授，地地道道的美国人。通过媒体输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美国扩大软实力的主要渠道，美国在幕后操弄颜色革命，网络媒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近日在中东乱局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极力鼓吹网络自由，其居心可谓路人皆知。迄今为止，美国的大众传播战略是颇为成功的。整整15年前，另一位美国人里茨尔(GeorgeRitzer)就提出“社会的麦当劳化”（TheMcDonaldizationofSociety），认为麦当劳是美国的标志，是“美国的终极偶像”；美国凭借这个金色拱门的文化符号，偕同好莱坞、迪斯尼等等一起，把“效率第一”、“消费至上”等价值观传遍世界各地，“麦当劳的确在通俗文化中已占据核心地位”。（79,第6页）当然，这种文化入侵已经引起西方以外的民族国家的密切关注，作为反弹，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呼声日渐高涨，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愈益强烈，文化多元主义逐渐成为普遍的逆向趋势。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应对西方世界在全球化中的媒体话语霸权，是一个关乎民族命运的战略问题。有两种非理性的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奉行超级重商主义，50万方数据 置西方的文化渗透于不顾，让各种荷载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媒体产品恣意泛滥；二是在保卫民族文化的口号下，走向民族沙文主义的极端，盲目排斥人类文明共有的优秀遗产，自我封闭，甚至煽动种族主义的狂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联，就是这一极端的典型力争。本章小结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交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交往形式和生产力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也发生新旧更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西方后现代思想家深刻批判了工业社会交往关系的结构性弊端，提出了交往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并对其合理性基础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探索。但是，由于背离了辩证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它们的交往理性论混淆了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本章论述了大众传媒从纸媒、电媒到网媒的发展，探讨了不同阶段媒体交往合理性的历史特点。由此出发论述了信息社会大众传播中个人自由和科学公平的关系，指出科学公平是媒体自由的前提，并举提分西了科学信息获取、配置和利用的公正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媒体传播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相应地西方国家的媒体霸权是对大众传播合理化发展的威胁，对此要有正确的理性选择：既要有力应对这一挑战，又要警惕民族沙文主义倾向。51万方数据 第四章媒体科学理性的重构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变革浪潮，这一变革使古老的中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存在决定意识。最新科技革命的冲击，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重组，在改变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他们的文化生活。这一切都在向大众传播中聚焦，而媒体也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定位。第一节转型期媒体对科学理性的疏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最大事变有二：一是对前三十年“左”的路线的清算；二是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必然在文化生活中深刻地表现出来。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0,第208页）他同时还敏锐地注意到随着改革步伐的加速，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混乱现象，强调必须四项基本原则（81,第43页）。今天，大众传播中，一些媒体疏离科学理性而造成的乱象，正是这种倾向的发展。对此我们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同上，第45页）。一、消费主义与媒体功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的表观特征就是文化生产的目的和根据是大众的流行口味。但是，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洛文塔尔（LeoLowenthal）在其名著《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中正确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定义，在狭义上不应该是心理学的，它的目的在于，表明社会整体中的客观事物是如何在大众传媒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这就意味着不能把大众„口味‟（tasteofthemasses）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而是要坚持表明，这种口味是如何灌输给消费的，因为它是技术、政治和经济环境亦即生产领域控制者利益的特定派生物。”（82,p.14）这番议论是有一点唯物史观的味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我国学者李陀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量生产、复制消费型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不禁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已达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83,第423页）52万方数据 消费主义(consumerism)是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认为商品的是体现交换价值的物质财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40,第47页）而波德里亚却从消费社会的角度，认为商品是满足享受和欲望的物品体系和人造文化符号的统一体，指出，商品是“虚幻的存在，当作具有魔术般诱惑力的„花神‟和„色魔‟”。（84,第570页）资本主义创造了消费社会，它的原则是消费永远匮乏，而幸福的尺度唯一的就是消费商品的量和质。美国竞价公司总经理格拉夫（JohndeGraaf）等在《流行性物欲狂》一书中定义说，物欲狂（affluenza）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85,第3页）维克多·莱鲍（VictorLebow）专门研究消费主义，写过《“自由的事业”：美国人的鸦片》（1972年），揭露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我们巨大的经济成就要求制造除那样一种消费的生活方式，我们把购买和使用物品转换为仪式，在消费中得到精神满足和自我慰藉，我们在不断增加利率时需要消费、烧掉、弄坏、调换、丢弃东西。”（86）为了“不断增加利率”，现在的媒体确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乱象”。——模式化生产。一个产品得到受众首肯，立即出现全国性的跟风摹仿，大量改头换面的拙劣复制品一拥而上，批量生产，浪费资源，败坏了文化事业的声誉；——炒卖化经营。不顾社会利益，抛弃所有思想原则，冲破公认的道德底线，寻找能吸引眼球的种种卖点爆料，包括各种虚假消息、流言绯闻、明星八卦，胡编恶搞。以虚张声势的雷人语言博版面的“标题客”，以刺激性的身体暴露迅速蹿红的明星，以攻击名人造谣诽谤亵渎经典大出风头的流氓文人，以弄虚作假为不法商户当“群托”的网络“水军”，如鲁迅当年所说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纷纷登场；而一些媒体不但不予抵制，反而视之为摇钱树，帮扶吹捧，不遗余力；——娱乐化消费。媒体产品的教化功能和娱乐性功能主次不能颠倒，现在不少媒体完全成了“欢乐大本营”，消遣玩乐成为媒体文化的全部内容。关于这种快感文化的本质，下文将做专门的讨论。媒体文化的功利主义误区，造成对新闻价值的曲解。新闻价值不等于市场价值。新闻价值是媒体产品的本质属性，当然由于媒体的价值取向、社会立场、专业分工和个人偏好不同，对新闻价值的理解也不仅相同。但无论如何，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前面在讨论媒体传播的公平问题时，已经指出两个共识性的价值底线，进一步说，新闻价值至少有以下规定是不能违反的：1、真实性，不能制造和传播假新闻；53万方数据 2、及时性，应尽量迅速地把消息报告给公众，不应故意隐瞒封锁；3、科学性，不宣传迷信，新闻内容不应有意违背已经证明为真理的科学规律；4、健康性，不应违背社会公德，禁止传播危害公众身心健康的文化垃圾。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潮中，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合流趋势使众多媒体在不同程度上奉行消费主义的策略，其价值诉求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正如前面洛文塔所说的那样，不应当把媒体的功利化简单地归罪于迎合公众的“口味”，媒体是主动方，是公众文化消费的引导者，所谓照顾和尊重“大多数受众的意愿”是彻头彻尾的“伪民主”，完全违背了关大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二、走出娱乐中心主义的误区媒体的娱乐化是大众传播最突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倾向。美国纽约大学媒体研究专家波斯特曼其代表作《自娱至死》中断言，电视的基本特性就是其几乎所有的节目编排都是娱乐性的，而这种娱乐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叙事（publicdiscourse）意义，他不无幽默地说：“我相信说基督教是严正的宗教是不会错的，但是，当它被轻松地娱乐化的传达出去时，它就完全是另一种宗教了。”（87,p.121）这反映了西方媒体的普遍潮流，难怪有人说“好莱坞的宗旨就是找乐”。美感具有愉悦的特性，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针也提倡“寓教于乐”（88,第3页）。但是，怎样理解娱乐之“乐”，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不能把文化生产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都归结为娱乐。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先进文化要反映时代的进步趋势，负有教化民众的历史责任。历史上，没落阶级的腐朽文化都是以享乐为本作为价值指向的，醉生梦死，穷奢极欲。这是对文化本性的极大误读。马克思发对把消费看作单纯的消费，认为消费本身就是创造，文化产品消费也是如此，他说：“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直觉所需要的。艺术对象创造除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4,第29页）通过消费文化产品塑造和提升了主体，这就是教化。玩乐文化在我国媒体上主流化，当然是有许多因素决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急剧，传统思想开始崩解，新的信仰尚未确立，产生信仰失重现象，而社会还没有提供出真正为公众诚心接纳的精神产品。大部分底层群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奔波，疲惫的身心需要放松和舒缓，他们对轻松娱乐的媒体产品有强烈的需求，追求趣味化是很自然的选择。影视节目的受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调查表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对电视的依赖度也高，初中文化54万方数据 程度的公众利用电视渠道了解信息比例高达93.6%。同时，网络游戏的发展吸引了广大青少年。与西方70%互联网用户超过30岁不同，我国70%网民小于30岁；西方的年长网民上网主要是浏览信息和收发邮件，我国的年幼网民上网多为玩游戏找乐。（89,第194页）于是，，总统出在功利主义目的驱使下，是媒体从新闻媒体变为娱乐和商业媒体，有人统计，现在大众传播媒体90%的信息是娱乐性的，这就不足为奇了。（49,第190页）更危险的是，寻找快乐被降低为感官欲望的生理性满足，把快乐理解为快感，这是文化的退化。远在古希腊时代，伊壁鸠鲁阐发自己的快乐主义哲学时，就把快感和快乐严格区分开来。他说：“当我们说快乐是一种主要的善时，我们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不是“与妇人的欢乐，或享用有鱼的盛宴，以及其他的珍馐美馔”，而是“清醒的静观”，是“清除了那些在灵魂中造成最大纷扰的空洞意见”。（89,第368-369页）这里，伊壁鸠鲁是把理性看作快乐的前提，反对被动物性本能俘虏。在当代西方媒体上，娱乐文化早已成为媒体暴力、色情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打。有统计表明，在美国6000万网民中至少有20%的人在上网时访问色情网站，全球已测出23万个色情网站，其中浏览人数最多的250个色情网站，每天登陆的人高达236万人次。（90,第202页）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解构经典，亵渎神圣，颠覆启蒙理想，这是社会衰落、精神空虚的表现。本能欲望是生物性的，是非理性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恣意纵欲，就会丧失人性，万劫不复。迈克尔·海姆（MichaelHeim）有个说法叫“网络空间情欲存在论”，把网络称作销魂荡魄的巫师，认为情欲的冲动必须加以教化引导，放任自流就会信马由缰，不可收拾。（91,第90页）我们的一些媒体，唯利是图，且不说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竟至不顾起码的社会公德，这是文化犯罪。第二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体文化与科学理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转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曲折跌宕，我国社会正面临的尖锐挑战。应对挑战，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保持理性的自觉，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92,第48-49页）一、弘扬主旋律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55万方数据 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92,第33-35页）上述方针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虽然说这些原则是现在才做了明确的系统表述，但是其基本观点可以说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一贯主张。既然如此，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包括媒体文化领域，会出现那么多的“乱象”呢？造成“乱象”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所带来的结构错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思想观念新旧交替，一些领域出现思想真空，经济领域的价值规律被错误地移植到上层建筑中去，产生物质利益至上的倾向；——在清算“左”的文化路线时，有些思想界线未曾划清，以对“文革”反弹的形式，出现“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撤离”等错误思潮；——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思潮动荡，人心浮躁，公众信仰失重；——在对外开放中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西方文化产品大量涌入，除了优秀的思想资源之外，也有不少宣扬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文化糟粕。在这样的大语境之下，大众文化的流俗和西方后现代的舶来品接轨，出现了诸如“市井化”、“小资化”、“调侃化”、“京痞化”、“戏说化”等等所谓“后新时期”文化现象。如果从文化哲学上，对这一动向做一点形而上学的思考，可以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转折：1、美学主体：从集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2、认知方式：从理性反思转向直觉领悟；3、价值目标：从启蒙教化转向娱乐游戏；4、话语系统：从概念文字转向视听形象；5、社会基础：从知识精英转向市民大众。这一文化上的话语狂欢通过媒体带着激情喷发出来，虽然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其颠覆经典、解构规范、告别传统的“反讽”，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信仰失重，是与主旋律背道而驰的。流弊所及，在与求利目标相结合以后，就使庸俗、低俗、媚俗的垃圾文化产品，在媒体上麇集繁衍，竟然屡禁不绝。弘扬主旋律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文化选择。合理的价值目标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的集体本位价值观，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前进56万方数据 方向的；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不是先进文化的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这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成果。今天大众传播中媒体出现的种种失范，其核心症结就在于偏离了这样的理性进路，不能遵从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在无意识的盲目中迷失了方向。历史的警示是必须向科学理性回归。二、走文化创新之路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93,第138页）这里所说的创新，是广义创新，是全方位的，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同样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当今时代正处于历史未有的空前变局之中，社会交往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在急剧转型，公众的思想意识和审美理想也相应地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文化生产与时俱进，不断超越和突破，要解放思想，在观念、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大胆创新。和整个文化一样，中国媒体的文化创新道路是实现开放化、民族化和多样化的有机统一。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94,第441页）中国对外开放包括文化开放，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分析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产品，通过互文获取对不同文本的阅读经验，汲取可用资源，借鉴历史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如此不能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丢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传统，包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独有的文化理念，必须继承和发扬；另一个是革命传统，包括“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面所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世界先进文化资源之间的张力关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交往形式日益丰富多样，这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多元化是活力的源泉。文化创新就是要使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不断突破旧有的框架，展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要包容多样，尊重差异，发扬文化民主，提倡不同观念、品种、风格、流派自由发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有科学的理性自觉，坚持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在核心价值取向上又必须保持一致性。对当代中国来说，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是建立在一个基本政治理念之上，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以人为本。57万方数据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推进文化创新方面，要强调指出的是，媒体应当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统一，这是当下媒体重构科学理性的迫切任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创新之争，而科技创新的基础是创新人才。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加快人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创新人才的成长关键在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的源头是科学发现即原始创新。而科学发现是有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的，其主导因素并不是智力，如孙慕天所说：“智能有四个维度：德、学、才、识，其中只有学是知识，的、才、识都属于智慧的范畴。德是人生智慧，即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社会立场；才是天赋智慧，即个人秉赋、性格特征、心理倾向；识是反思智慧，即思维方式、思辨能力、思想方法。”（20）智慧高于知识，他引领、操控知识，而智慧恰恰通过人文文化的教养才能养成和提高。而在这方面，媒体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媒体专家克罗图认为媒体是社会和公众之间的“第三种关系”，而“观众学习并内化了展现在媒介产品上的某些价值观、信仰和规范”，就是说，“这或许意味着一种单向关系，有媒介决定听众的思想和行为”。（29,第17,27页）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能否把科学理性和人文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本章小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速的转型期。社会基础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文化观念也在激烈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商品价值原则侵入文化生活，大众传播的消费主义导向是媒体生产日益功利化，竞相以模式化、炒卖化和娱乐化为诉求，丢弃了媒体的基本文化属性和教化责任，甚至把娱乐降低为发泄生理快感。面对一些媒体的错误导向，必须强调弘扬主旋律，总结三十年来文化发展中某些文化生产所走的弯路，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推进文化创新。社会主义的媒体肩负把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结合起来，以培养和提高国民创新能力的历史重任，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58万方数据 结论随着信息时代的带来，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上世纪末，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n）制定了“媒体场域”（mediafield）的概念，作为社会学的新研究范式（95）。把媒体提高到社会本体论的地位上，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布尔迪厄继承韦伯的传统，认为“媒体场域”的存在反驳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则是他对马克思的误读。一、媒体是现代交往形式的构成要素。交往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虽然马克思常常把交往形式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但从来没有把这两个范畴混为一谈。交往是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和所进行的交互活动，体现了人类群体特定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经济事实，而是特别重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恩格斯晚年特别声明：“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除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有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即这些观念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96,第500-501页）显然，交往形式（特别是作为社会文化的交往形式）的理论应当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现代生活中，媒体是交往关系的枢纽，把媒体纳入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是题中应有之义。二、信息社会是在现代最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产生的，在微电子革命和数字化革命冲击下，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影视传播和网络为主体的媒体，成为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学因素：媒体重塑并且生产了意义，改变了历史叙事，拓宽和改变了对话通道，为科研、教育、艺术、娱乐等人类日常活动搭建了新的平台。可以说，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信息时代的人格。但是，当代世界无论东西方，都是市场主导着社会经济生活，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文化活动都具有了产业属性。媒体的产业化是把双刃剑，它给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并扩大了社会财富，但也带来了文化生产的异化。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社会的生产时说过：“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7,第267页）面对今日媒体的“超级重商主义”，马克思的告诫应当使我们深自警惕。三、理性是人的类本性。虽然不能否定人有本能欲望，也有包括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在内的各种非理性的精神活动，但人的认识终究是理性主导的。启蒙理性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的主要内涵是历史理性和科学理性。历史理性是指肯定历史进步不断进步并致力于59万方数据 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理性则是指坚持实在的本质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通过实验和逻辑推理去发现真理。后现代思潮质疑启蒙理性，把科学理性曲解为工具理性，进而在反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的口号下，疏离科学理性，这可以说是对科学理性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在对工业时代造成的结构性断裂——生态危机和人性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时候，解构传统，亵渎经典反映了后现代人的焦虑和信仰失重。媒体呼应大众文化的消极走向，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放弃科学理性，甚至向唯快感主义的末路上倒退，是一种时代病。四、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深刻转型，清算“左”的路线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转向，也促成了社会结构关系的深层转变。在这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变局中，利益和价值取向急剧分化，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各种文化思潮冲突跌宕，一时间公众的思想生活出现真空化。作为反弹，宏大叙事淡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诉求。一些媒体在大众传播中对此推波助澜，恶化了国内的文化生态。在所谓“后新时期”，中国的媒体必须以清醒的理性思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推进文化创新。通过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工程，也是媒体在科教兴国中肩负的历史重任。媒体哲学是学术上正在开拓的新边疆，有志于此的学人屈指可数。哲学家与媒体隔膜，媒体人不谙哲学，这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无奈之处。笔者是媒体人，又有幸踏入科学哲学的门槛。职业所及，有感于当今一些媒体所做的背离理性的“无厘头”行径，愤而行文，直抒胸臆。但限于理论水平，终觉言不尽意，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而寄希望于将来。60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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