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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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概说孙波摘要：何为“审美文化”？何为“当代审美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都有其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都对“审美文化”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并有了完整统一的共识。从追溯“美学”学科的渊源开始，我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各个层面（古、今，中、西乃至全世界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等）呈现出来的具有审美因子的社会感性文化。”对“审美文化”一词的理解应用理性的思维，从整个文化大背境中，从它的实际使。“当代审美文化”则应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而当代性则是它的关键所在。关键词：美学;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当代性美学作为传统与经典的表征，在当代无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受制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倾向的无节制泛滥，人们的审美观受审美现实的引导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美学”（德文Asthetik,英文Aesthetics）一词是1750年首次由德国哲学家鲍姆伽通提出，并看作一门独立学科。这门学科是用以命名一门研究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新学科，和过去只研究理性认识的哲学学科有了区别。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就是取这个意义，美学在沃尔夫学派之中，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学科”。[1]鲍姆伽通的《美学》发表在1750年，足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一门新学科，是比较晚近的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学”的历史只是从鲍姆伽通时代才开始的，“美学”一词使用的范围也绝不限于1750年以后有关美和艺术的哲学。正如朱光潜所说“人类自从有了历史，就有了文艺；有了文艺，也就有了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简介：孙波（1981－），女，贵州省安顺市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13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初鲍姆伽通就给它命名为“埃斯特惕克”（Aesthetic）。而这个词则是来源于希腊文的名词，有感觉和感性认识的意义。推而广之“美学”一词被广泛用到古希腊，远在古希腊史词和悲剧鼎盛的时代，柏拉图就在其《理想国》里重点讨论了文艺及其政治影响。并写了一篇专门论美的对话《大希庇阿斯》。接着亚理斯多德就写了《诗学》和《修辞学》。以后他们的思想就为西方美学打下了基础。西方美学思想一直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再用结论去指导实践。“美学”一词传入中国，一般都从王国维说起，但有学者考证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美学”一词。在此我也不肯忘加断言。但不管从何时开始，其使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形成艺术哲学的理论和思想形态。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并没有同西方一样的专门研究感觉与情感的哲学学科Aesthetics。但中国古代也同西方古代一样，亦有大量关于美和艺术的意识观念和理论著作，有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历史发展的美学思想。如老子、孔子、《易传》作者、庄子、荀子等大哲学家就提出了“道”、“气”、“象”、“妙”、“味”、“美”、“大”、“兴”、“观”、“群”、“怨”、“涤除玄鉴”、“心斋”、“坐忘”、“厉与西施，道通为一”、“象罔可以得道”、“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化性起伪而成美”等等范畴和命题，为整个中国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3］因此，研究和发展中国美学史成为一个现实和事实。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在“绪论”13 中就指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所指是对各时代文学艺术的以至社会风尚中的审美意识和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狭义主要指对各时代已形成较明确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观点进行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见，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中国美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学”一词虽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但其使用范围却已推广至古希腊；西方、东方、中国乃至世界。“美学”一词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告诉我们，一个新概念的提出虽然产生得比较晚，但如果它能对以往的一些事实，现象作出较合理的概括，则其使用范围自然可以向过去的历史时代的相关对象扩展，而不必拘泥于特定时代的局限。近年来受科技与经济的全球化影响，不管是西方的美学理论还是中国的美学研究，都较少以抽象的本质问题为研究的中心，人们更多的是倾注于审美经验、审美价值、审美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作为美学、社会学、文化学交叉与融通或曰“美学话语转型”产生的新话语形式和新学科形态——“审美文化”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了中国学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4］现已有多位美学家对审美文化的学理性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在相应的美学教科书及专著中列为专门的章节，使“审美文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命题上升到前所末有的高度。“审美文化”作为美学研究的新重心，可谓是新的历史条件对美学提出的崭新课题，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是就像美学一词一样，“审美文化”的使用范围也不仅限于现当代。“审美文化”的13 概念最早由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著名美学家席勒于1793－1795年间在其撰写的《美育书简》一书第23至27封信中提出，至今已是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其当时提出的动机和依据是：一是启蒙运动后文化分化代来人性分裂，审美文化成为一种弥合与医治人性分裂的手段；二是人自身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对立，需要游戏冲动来平衡。无疑这一概念是在坚持审美文化的思想原则的前提下，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美学界已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概念。苏联著名美学家奥夫相尼科夫的《美学思想史》在简述古代东方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史之后特别指出：“审美文化的发展绝非始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它在阶级社会的东方各国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5］这里，“审美文化”一词的含义是广泛的，涵盖了一切艺术审美的感觉、意识、观念、趣味、需求和各种形态包括萌芽状态的艺术品。它显然不仅用以指涉现代艺术文化，而且更多地用以指涉古代的甚至原始的艺术文化。［6］现今，“审美文化”成为美学界观注的焦点，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发展在美学领域的映现。“文化”与“审美”本能地内化为一个具有浓郁时代印痕的命题。自1990年前后，中国著名学者叶朗第一次明确提出“审美文化”。并在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将“审美文化”作为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他把“审美文化”界定为：“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人创造出来的，又通过一代一代的‘社会遗传’而继承下去”。［7］可以认为，叶朗所论的审美文化13 主要是作为人类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的审美方面的常态而言的，而非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的审美性质这一角度来论述审美文化的。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等人则把“审美文化”定义为：“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愉悦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偏枯乃至异化了的人性得以复归。”［8］把“审美文化”定位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用艺术与审美招唤人性的复归，变人生的物质化生存为艺术化生存，指出这是现时代感的产物。而周宪所说的“审美文化”则是指当代中国在消费文化大背景中的审美形态，正如其所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已经超出了古典的艺术范围，技术的进步和影响，大众文化的广泛渗透，具有读写能力的大众阶层的涌现，艺术生产方式从传统的个人手工操作向机械复制的转变，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流行时尚，趣味与群体的亚文化的关系等等，显然不能在传统的对个体创造力或个案的研究范式上加以解决。”［9］林同华从美学与文化学的联姻角度来定义“审美文化”，他说：“美学文化学是美学与文化学的结合体。这种结合，并非一切文化模式与美学文化的组合，而是有其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要求结合。”［10］他指出：“美学文化学的整体性结构为审美文化哲学，审美艺术哲学、审美行为哲学、审美科技哲学四大部分组成。”［11］李西建认为：“‘审美文化’是以人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的形式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并指出其主要的特征为感性化、形式化和消费性。［12］蒲震元则认为，所谓“审美文化”，应当是指“13 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审美形态或产品。不仅包括当代文化（或大众文化）中的审美部分，也可涵盖中西及至世界古代文化中的有审美价值的倍分。”［13］等等。以上对“审美文化”的不同阐说，可谓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各有其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都对“审美文化”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并有了完整统一的共识。这是一件令人可喜的现象。比如：通过各家争论，使人明确的认识到，“审美文化”与当今人们所理解的“大众文化”的不同。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大众文化”只是“审美文化”中的一种。“审美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当代文化”。两者都是“文化”大系统中的子文化，但“当代文化”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子文化；“审美文化”是“文化”大系统中的普遍性文化，是“当代文化”中的一种审美性文化，但它的使用不只是局限于当代，它可广泛应用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审美文化”也并非单指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文学与艺术”部分，而是说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等等。笔者认为，关于“审美文化”，追溯其历史，自然可找到其渊源所在，但现今“审美文化”成为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甚至“审美文化学”成为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这是受现时代深刻的时代因素所推崇。大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经济的全球化，消费社会需要的符号化，视觉文化的凸显成为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复杂多变又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构成了“审美文化”13 在近年来成为焦点的内在原因。至于对“审美文化”的阐说，我倾向于李西建的观点，即以人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的形式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但如果要我倾向于周宪的阐说的话，我认为应在“审美文化”前面加上“当代”二字，这样方能凸显时代特征，揭示“审美文化”的特殊内涵。根据我对“审美文化”的理解及其界定，这是一个使用范围极广的概念，应该运用理性的思维，从整个文化大背境中去理解。也就是说所谓“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各个层面（古、今，中、西乃至全世界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等）呈现出来的具有审美因子的社会感性文化。这样理解看似浮泛，我们可以借助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语词意义的阐述来理解：“他说：‘对一个语词来说，可以不问它的意义，而问它的使用。’即就是一个语词的意义就在其的使用中，相应地，给出了一个表达使用的标准，也即是给出了这个表达意义的说明。据此，他认为：‘只有已经知道事物用途的人，才能有意义地问一个名称，’”［14］即问一个名称的意义；并明确指出：“在大多数使用了‘意义’一词的情况下……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按：亦可译作“使用”）；更概括的说法是，语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中’。［15］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喜欢在不同情况下用“好”这个词，使其有不同的用法，显现不同的意义。一件衣服的质地，一本有价值的书，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件出色的事情等等，都可用“好”进行赞扬，在某些情况下可用“好”字用作贬义，就看人们是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如何考查和准确使用。“审美文化”这一概念亦是如此，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的概念层面上，13 而应把其放在实际使用中去进行一下有效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为凸显时代特征，揭示“审美文化”特殊的时代内涵，我们在“审美文化”前面加上了“当代”二字——即“当代审美文化”，使其具有了特定时代的涵义。有人把“当代审美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起始时间定于1978年，理由是：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实现自身的当代转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寻求自身的独特发展，出现了文化的新时代。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受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制约，中国文化面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自然与文化多重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的选择是单一的。但在面临更高阶级的发展中，它又陷入自我悖反的境况。对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方，但又少不了对对立面的需要，一方的选择成为另一方的复归，使文化陷入危机。但这种危机又是中国当代性文化的一个征兆。第三，受西方自我反叛运动的影响，张扬个性，文化整体性受到破坏，使现代人的生存本能普遍的产生一种丧失根基之感。这就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幻象来支撑自我的精神。在信仰丧失和普遍怀疑中，哲学和宗教走向衰落，艺术承担起了构造幻象的使命。美学成为生活的一种证明，当代性问题在无意识中凸显，当代审美文化成为美学特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这种种现象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历史起点。但我更倾向于把“13 当代审美文化”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去考虑。根据这一时期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新迹象和时代特征。其一，审美文化所处的社会现实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市场规律、商品经济、消费意识、效益原则进入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经济问题上升为社会文化行为的主导动机，价值取向支配着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取向，消费观念冲击市场发展。如此强大有力的社会现实语境直接催生了审美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崛起，使审美文化呈现出诸如商品性、消费性、娱乐性、功利性等等新迹象的主要动因。其二，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下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有所改变。“技术的逻辑一步一步地消解着文化固有的逻辑”。［16］一种新型的文化操作方式和体验形态逐渐成为主流。如视觉化、大众化、官能化、游戏化乃至于享乐化。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市民社会的迅速崛起。这是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不断崛起的主导因素。同时这里所催生的市民社会（都市大众）的空前崛起，也是“当代审美文化”得以发育成长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土壤。姚文放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界说是非常明确的，他说：“‘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在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包括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迪斯科、肥皂剧、武侠片、警匪片、明星传记、言情小说，旅行读物、时装表演、西式快餐、电子游戏、婚纱摄影、文化衫等等。”［17］姚文放在此所界定13 的审美文化是指的当代的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介的氛围里出现的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很到位也很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界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正是有了迅速膨胀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当代审美文化才在中国有了空前发展的契机和动力，才表现出了商品化、消费化、大众化、世俗化、流行化、休闲化、生活化等诸多鲜明特征。”［18］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这一系列问题无疑是审美当代性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在当代性中的关键性问题。那么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问题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首先，经济转型带来当代性的自觉追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由单一转向多样。伴随着经济转轨，我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迅速发展，远超欧美和亚洲“四小龙”。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迈进，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些先富裕起来的人由于经济的富足，他们充分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化，成为文化的消费者、享受者和创造者。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念，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9］可见，经济发展是基础，经济的发展制约和决定精神领域的文化发展。这种自觉追求逐渐使当代审美文化超越了传统而面向世界、面向末来。13 就地域而言，它是中国的；就内容而言，它是世界的。这种当代性的追求，正是当代审美文化成为一种重建性文化的表征，而追求的持续性和自觉性在历史无限的发展中趋向于正常化、常规化，同时又消解着多重二元的对立。正是在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化发展中，才使其获得丰富性内涵。其次，科技与商品的结合，审美与生活同一。科技的进步促使技术化操作手段催生出当代性的广播、电视、音响、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进入普通家庭，同时科技也带动社会经济和生活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文化的传播，坐在家里通过媒体就可以感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变化，文化和审美全面趋向大众，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须，社会的进步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为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展示了空前的当代性。而作为传统的审美形式，愈益不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人们冲破传统美学超越性、理性化的束缚。当代审美文化突破时间链条的瞬时存在，表现出了对传统超越性的消解倾向，直接参与现实生活和对文化整体的直接构成，即文化与生活同一，在生活化中逐渐消除了文化的神圣性，把生存本身也神化了。参考文献：［1］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3］叶朗主编.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转引自）张晶，范周主编.当代审美文化新论［C］.审美文化研究三题［A］.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34.［5］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2.13 ［6］朱立元.何为“审美文化”［J］.大连大学学报，1998（1）：67.［7］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60，261.［8］聂振斌,藤守尧,章建刚著.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_［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530.［9］周宪著.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9.［10］［11］林同华著.审美文化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4，5.［12］王德胜主编.美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06.［13］蒲震元.审美文化研究三题［A］.张晶，范周主编.当代审美文化新论［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34.［14］［15］(转引自)朱立元.何为“审美文化”[J].大连大学学报，1998（1）：71.［16］周宪著.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3.［17］姚文放著.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18］仪平策，沈香萍.当代审美文化建设与古代审美文化资源［J］.理论学刊.2009（187）：115.［19］（转引自）姜国树.审美文化的当代发展及其抉择［J］.13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0（2）：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