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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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题  目: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一、引言随着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FDI与国际贸易一并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对资金流入国而言,FDI不仅带来补充资本促进经济的增长,还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升级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浙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利用FDI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旨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在了解FDI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基础上,对FDI对浙江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相应的结论,得出建议及改善方法,为更好利用外资打下基础。二、主体随着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FDI与国际贸易一并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对资金流入国而言,FDI不仅带来补充资本促进经济的增长,还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升级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一)国外研究成果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活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1.经济增长理论(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将经济增长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这可以从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得到印证。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人均产出的提高,或者劳动产品的增加。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是影响社会总产出或人均收入增减变化的主要因素。斯密强调交换就使各个人的利益同时得到满足成为可能,斯密把劳动分工作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分工的深化,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经济增长也进行了分析。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早流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E.harrod)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Domar)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通常称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的条件下,他所推导出来的保证充分就业的长期增长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不稳定的增长率。因此,Harrod-Domar模型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该理论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现实中,资本和劳动具有不可替代性,模型的假定条件无法满足,所以,其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解释意义都不大。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是指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理论。索洛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一个新的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假定:第一、资本一产出比率是可变的;资本和劳动可以互相替代;第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发挥主要调节作用;第三、不考虑技术进步,技术变化不影响资本一产出比率,因而规模收益不变。索洛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故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和斯文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是罗默(P.M.Romer)[1986]提出的。根据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模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条件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两类:一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总之,新增长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论点: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内生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决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经济学中派生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重点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和条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投资国的角度出发,研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决定因素,其最早的理论渊源是区位理论。(1)垄断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Hymer)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摈弃长期以来流行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所惯用的完全竞争假定,根据厂商垄断优势和寡占市场组织结构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因为国际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跨国公司掌握着特有的垄断优势或寡占优势,比如: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全面而灵通的信息、规模经济优势、全球性销售网络等,这就激励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直接投资而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垄断优势论的来源。垄断优势论发展到今天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它无法解释日本的对外投资行为,同时它也无法解释俄国剧变后大量资本外流的现象,对于发达国家间的交叉投资问题同样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由于缺乏对制度背景的关注,它也无力解释我国的资本外流问题。(2)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是科斯(Coase)交易费用概念在资本跨国流动领域的应用。所谓内部化是指把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的过程,以内部市场取代原来的外部市场。公司内部的价格转移起润滑内部市场的作用,使之像外部市场一样发挥作用。内部化理论认为,外部市场的不完全促使企业将中间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易。当这种行为跨越国界时,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理论同样认为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并认为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为了通过内部化节省国际贸易与生产中高昂的交易成本。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理论1966年弗农(Vernon)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知识资产优势,具有产品创新能力,能够通过创新活动获得创新利润。但是新产品容易被仿制。新产品从上市开始,经历诞生,发展,衰退和消亡的过程。弗农把这一经验事实概括为四个连续的阶段:导入期,增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忽视了宏观因素,尤其忽略了依据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原则,他根据这两个特点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己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是对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可以使对方国家因为缺少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而未能显现或未能充分显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或增强起来,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实现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理论预测与当前跨国公司的运作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综合其他学者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把三者结合起来,把企业的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种优势,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时,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二)国内研究成果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做了有益的探讨。一些学者认为FDI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增长对于FDI没有吸引作用。曹秋菊(2005)运用FDI和GDP之间的计量回归方程来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最后得到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途径:一是产生资本效应;二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接提高了相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产生贸易效应。邓海滨,廖进中(2005)试图借鉴Marwahk&Tavaknli.A (2004)的模型,利用我国1982-2003年间的有关经济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实证角度考察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产出贡献。陆磊(2005)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84-2003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贺晋兵(2005)通过对我国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协整关系分析,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我国GDP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一定能够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另外一些学者认为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增长。刘晓广,杨昊晰(2006)采用了1981-2004年中国实际GDP和我国实际利用FDI的数据,运用GCT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等方法,分析了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得到FDI和GDP互为因果关系,二者在变化趋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节拍上有一定的差异。董庆生利用1984-2001年我国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在确认两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两者互为因果的结论。萧政和沈艳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三、评述外商直接投资己成为浙江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浙江省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最后针对浙江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包括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完善法规政策、加大开发力度、改善国内金融市场等六个方面。四、参考文献[1]邓海滨,廖进中.进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当代经济管理[J],2005(5)[2]陆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5(5)[3]贺晋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4] 刘晓广,杨昊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增长作用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师,2006(9)[5]萧政等.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1)[6]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1998(5)[7]刘志忠.外国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4[8]吴晓波.黄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浙江现状[J].浙江经济,2004(18)[9]Borensztein,Eduardo,JoseDeGregorio,JongWhaLee.HowDo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ffectEconomicGrowth[Z].NBERWorkingPapers5057,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1995.[10]DeMello,LuizR.Jr.,ForeignDirectInvestment-ledGrowth:EvidencefromTimeSeriesandPanelData[J」.OxfordEconomicPapers,1999,(51):13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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