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宇案反思我们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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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宇案”反思我们的道德风险最终的判决结果与公众的反应形成了反差。某论坛的网友几乎一边倒相信并支持彭宇，并感慨现在好人不好做。此种反差，意味着，“彭宇案”很可能将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反复提起。公众对“彭宇案”的质疑之处在于：该法院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做出了认定和判决。法院在认定“彭宇是否撞了老太太”这个核心问题上，必须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按照此类民事侵权案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告方应负有举证的责任。然而，在老太太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就是彭宇撞了她、更不用说形成有效证据链的局面下，法院以推理和分析的方式做出判决，不能不说略显草率。然而，质疑归质疑，事实真相到底为何，作为局外人的我们还不得而知。因此，技术性的探讨可以继续，但对实质性问题的妄加猜测和过于偏激的反应都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此案的最大意义不是表现在法律上，而是表现在道德层面：在当今时代，我们的当好人做好事的道德风险到底有多大？走出法院大门的彭宇说：“再不会这么冲动了”，此案唯一目击证人陈先生高呼：“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更多的网友则在感慨“现在好人不好做”，甚至就连法院的判决书上也直言“彭宇未选择自行离去，与情理相悖”——这发自不同主体的声音，与其说是对一起个案的有感而发，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现实而言，道德品质的流失不能不令我们有所警觉。 调查显示，有六成小学生不认识雷锋是谁，耳目所及，劝人跳楼者有之，与落水者讨价还价者有之，而更多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公车上为孕妇和和老人让座的少了，拾金不昧的少了，乐于助人的少了……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脆弱，我们的道德成本和道德风险在持续增加。也正因为如此，公众才会出现一种非理性的焦虑。当众多的网友把信任的一票都投给彭宇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彭宇，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看到道德再一次受到哪怕是可能的重创。这令我们有些许的感慨，也让我们有某种欣慰：原来，我们的内心中从未失去对道德的追求和仰慕啊。孟德斯鸠说：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但丁更直接地表述为：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道德力量来引领我们的时代精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容忍传统美德与民众渐行渐远。 老太太跌倒了，别人去救，法官就能得出“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的结论，在这个法官心目中，我们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黑暗啊！人心该是何等恶毒！倘若今后这位法官的老娘跌倒，因无人相救而亡，这位法官还有理由埋怨社会缺乏爱心吗？不，人们的爱心正是被这种白痴和弱智的混账判决给葬送了啊！  我做记者十多年，见过不少冤屈，但从来没有一份判决令我如此愤怒。这份判决书的危害在于，它彻底地以法的形式摧毁人们的爱心！它在明目张胆地把人心引向恶！它告诫人们，见人危难千万不要相救，否则将引火烧身，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这种错误的引导显然是违背公理、违背大道的。如果人人自保，人人见死不救、见危不助，我们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冷酷！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问题不是爱心泛滥，而是私心泛滥啊！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对爱的倡导而不是对爱和善的绞杀。任何一个有公心的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目前的社会对爱和善的企盼是何等的焦渴和强烈！  我的愤怒在于，这种弱智的判决与我毕生追求的公心思想完全背离，它犹如一把剑，深深地刺伤我，令我痛楚难忍，让我条件反射般作出最愤怒的反应！  依照想像力裁决案件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本人也依照该法官的思路想象下去会发生什么？这位法官出生的时候也许被驴踢伤了脑壳，或受过严重惊吓，不然，拿出如此判决书“显然与情理相悖”；这位法官也许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不然，拿出如此判决书“显然与情理相悖”……这样可以一直推理下去。如果第一个推理成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系统组织一次彻底的检查，凡智商为负数，出生后有被驴踢伤脑壳病史、受过严重惊吓的家伙，一律清除出法官队伍，以防止类似丢人现眼的弱智判决沦为这个时代的笑柄。同时，应该彻查为这类法官发放证书的相关责任人，为何将如此脑子不够用的家伙引入法院系统。  还建议对此案进行重审，严查背后有无作伪证、外力干预司法甚至腐败等问题，要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还善良人以清白，把恶人的狰狞面目昭示于天下，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人类的公理和道德底线！ 反思彭宇案，警惕舆论审判 　“天津版彭宇案”二审正在天津第一中院进行。两个月前，一审法院已判决被告许云鹤赔偿原告王秀芝10.8万余元。这起“撞人后耍赖”抑或“见义勇为反被讹”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事情大抵是这样的：天津记者许云鹤驾驶没有强制保险的汽车违法上路，与违法翻越马路护栏的王秀芝相遇。许车左前方紧靠在护栏上停住，而王秀芝腿部受伤。警方指定鉴定机构的结论为：“不能确定许云鹤驾驶的小客车与人体接触部位，不能排除小客车与王秀芝有接触，也不能排除小客车与王秀芝没有接触。”这份责任认定给当事双方很大的各说各话空间。许云鹤说王秀芝是自己摔伤，而他是做好事搀扶，而王秀芝坚称是许云鹤撞伤。　　两人必有一人说谎。从网友的反应看，大多支持许云鹤——— 认为他是被讹诈的见义勇为者。从不少报道看，亦有先定的倾向性。譬如，有网站调查的题目设定为 “你如何看待车主搀扶摔倒老人被判赔10万元”，或用“天津版彭宇案”称呼此案，并将报道点落在判定司机承担责任后今后无人敢见义勇为上。　　彭宇案的确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判决。但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及网友的判断可能正相反，这种恶劣影响首先并不来自判决本身，而来自民粹化的民意审判。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不同，在当事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形下，没有所谓的“疑罪从无”，庭审法官只能依据现有的证据链条做出合理推断——— 包括日常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做出责任分担的判定。　　从彭宇案看，舆论一边倒支持彭宇，所依证据几乎全部来自彭宇个人说法。判决中，结合证据的日常经验与逻辑推理，其实很合理，反被认为是闹剧。如果还原当时场景，包括彭宇找来的现场陈姓证人都承认，他看到原告下车，但没有看到其被撞倒的一瞬间，然后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彭宇去扶原告。如果真如彭宇所言，是其他人撞了原告逃逸，他去搀扶，至少被撞的原告要喊叫追人吧。还有细节显示，一审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彭宇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情节；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派出所询问笔录的电子文档显示，彭宇最初的抗辩不是见义勇为，而是“原告撞了被告”……片面相信彭宇的说法，绝非公正的民事判决。彭宇案最后以原被告都满意的秘密调解结案。如果彭宇见义勇为属实，让他满意的调解是什么？　　彭宇案影响到社会上 “见义勇为”行为的减少，这是被撞者造成的，还是彭宇抑或舆论造成的？回顾彭宇案，只是想对浮躁的舆论提个醒。至于许云鹤案，真相到底如何，恐怕也不是先定立场的舆论审判所能判定的。反思翻版彭宇案：下一个三十年老人将无人搀扶各地翻版彭宇案频发，开始让笔者担心，随着中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届时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跌倒，在那时，还有多少人敢于上前搀扶？时下，各地翻版的“彭宇案”越来越多，事件主角都是不慎跌倒的老人。因为缺乏真相，“肇事者”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尊老爱幼是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各地翻版彭宇案频发，开始让笔者担心，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构显示，未来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随着中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届时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跌倒，在那时，还有多少人敢于上前搀扶？天津彭宇案二审之时，笔者曾呼吁别让彭宇像雷锋一样影响一代人。一个缺少雷锋精神的老龄社会，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雷锋品牌是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翻版彭宇案开始让雷锋精神慢慢消失。对此，笔者认为司法审判难脱干系，南京彭宇案时，法院曾作出了“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的惊人论断。这也引发舆论哗然，引来一片问责之声。对此曾有声音质疑，媒体在彭宇案的报道中，以偏概全来吸引眼球，对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件事情众口一词的话，我相信可信之人必有其可信之处。彭宇案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拾起最近发生的天津彭宇案，“司法公正”已经成为阻碍道德前行的绊脚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不无忧虑地认为许云鹤案是一种“墓碑式”的判决，它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可以被模糊掉，在双方都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判例意味着，“没有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我撞了”。回到天津彭宇案，老太太被撞的原因是因为翻护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去翻越护栏！翻越护栏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是一件躲都来不及的事情。放着好好的道路不走，为何一个老人家要去翻越护栏呢？一个老者独自翻越护栏很容易发生意外，有的时候司法审判对道义的顾虑往往适得其反，其后果是给道德以沉重一击。有位学者曾提到，未经制度化的道德力量几乎注定短命、散乱、无序、难以成长、效果微弱；而且，未经制度化的道德力量本身，还存在一种无意识的风险，缺少自我反省与理性管理的道德力量，有时候会出现极端看法。彭宇案之后，有网友绝望的表示，此事让爱心止步，雷锋精神已死，雷锋要放在今天，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借着彭宇事件，不妨让本来就日下的世风来一次跳水，给本来就沦丧的道德再来一次蹦极跳。40年过后，笔者也将是位两鬓双百的老者，假如有一天过马路时不慎跌倒，面对穿梭而过的人群之中，没人敢扶的局面，真的不知该作何感想。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与解决养老金同等重要的是，踩住道德下滑的刹车。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社会，精神文明危机的可怕远甚于物质匮乏。理直气壮问责康菲切切实实反思监管屈指算来，蓬莱19-3油田溢油已是两月有余，时间之长，差不多让所有的人始料未及。时间越长，损失当然也就越大，也越令人痛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时间越长，问题也就暴露越多、越深，反而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更彻底地解决危机。 　　其实，舆论一开始关注和谴责的对象，并不是康菲，而是中海油和国家海洋局，但随着问题的久拖不决，人们发现直接肇事者康菲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单纯”。在别人火急火燎时它过于淡定，不紧不慢，终致引起公愤。就像3月份日核危机中丑陋的东京电力一样，康菲在事故发生后过多地考虑了自身的利益得失。是康菲的懈怠延缓了问题的解决，形成了今天久拖不决的局面。在最新一轮的新闻发布会上，它回避生态赔偿等关键问题，这就表明它依然有打太极的心理，依然在与监管部门进行博弈。可见，调查康菲，理所当然，问责康菲，也要理直气壮！　　遗憾的是，对应着康菲的悠然淡定，我却看到了监管者一度近乎无计可施似的忙乱，在时效和力度上，都让人有隔靴搔痒、穷于应付之感，监管措施蜻蜓点水，监管气势底气不足，七部委联合调查组竟在两个月之后才匆匆成立，所有这些，都与去年墨湾漏油时美国人对BP的不依不饶、穷追猛打形成鲜明对比。　　监管部门为什么总是比舆论的普遍反应要慢半拍？有人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我们在法律上的不完备导致了今天的被动，对此，我只能部分认同。确实，我们在海洋监管法律体系上并不完备，这给问责带来了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就得不到解决。更重要的是，正义、公理、责任和良知永远高于法律条文。一个企业可以游离在法律的边缘，但它不能置身于社会伦理之外。即便单纯从企业私利的角度看，也有一个品牌和形象问题。所以，对于监管者，在法律武器之外，更需要的是责任感、魄力和勇气，那种当面斥责、当面追问的勇气。况且，我们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基本法律并不欠缺，缺的只是更具体的技术性法律而已。现在，围绕这方面的探讨很多，这本身不也说明了问题还有很大的解决空间吗？　　而更深层的追问是，我们的海洋监管法律为什么不完备？为什么它的某些条文简直老掉了牙？我想，我们更需要在BP墨湾漏油的大背景下来讨论这一问题。去年的BP墨湾漏油震惊全球，并开启了一个海上采油的新纪元。巨大的生态灾难，使人们痛定思痛，针对海上油气生产安全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此举在当时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普遍关注。 监管部门和石油业界理应对照解决，抓紧修补、完善法律，防患于未然。而现在看来，我们的反应是迟钝的，我们的精神是麻木的，我们的感情是冷漠的，这种迟钝、麻木和冷漠，以及它表现出来的 “事不关几，高高挂起”的姿态，都是一种失职，而这种失职迟早会付出代价，今天的被动算是一个证明！　　的确，康菲需要被问责，但康菲不是傻子，它是全球顶级企业。它的懈怠，正是其洞悉中国社会、法制与文化的结果。它看中了中国的监管漏洞、往常的监管惯性与惰性，甚至还有监管部门可能存在的投鼠忌器的顾忌（合作方是大型央企），存在明显的投机心理。相对于康菲在中国，前些天，另一场溢油危机在英国北海上演，在我们看来应对还算不错的壳牌，还是受到了英国舆论的谴责。如果换成康菲，它不被弄得灰头土脸才怪。当然，最近几天，在舆论的高压状态下，康菲的态度已经有了些许微妙变化，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这是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问题？　　我们正在迈向海洋世纪，中国油气的未来增长点主要在海洋，海洋油气的大开发近在眼前，但由此也带来了海洋生态方面的担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一些切切实实的反思，哪怕尖锐些，都不是坏事。反思康菲渤海漏油事故近日，康菲石油自称：“通过各种努力，完成了"两个彻底"即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工作。”　　我认为，报告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些说法存在矛盾。例如：报告中称B平台渗油已转移至距原渗油点约8米外的另一地点，而C平台北边附近海床还偶尔出现油滴等等。　　国家海洋局需要尽快组织现场核查和专家评估审查，核查结论应尽快向社会公布。国家海洋局认为事故是人为的，而报告中康菲石油认为事故属自然因素。报告的说法是可以预见的，不奇怪，因为涉及事故责任和赔偿，康菲石油显然已经准备打官司了。　　其实，无论事故原因属于人为或自然，都将是开发者即康菲石油的错，责任认定只是关系赔偿多少不同而已。比如美国环境法规定，向海洋倾泻石油，不论是意外事故还是故意为之都属于违法行为。 　　当然，事故责任和赔偿程度相关。如果最终认定是事故，那么，赔偿将会是多方面的。举个例子，美国超级油轮“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中，埃克森美孚公司被要求以清除油污、支付环境罚款以及赔付当地居民损失为名目，赔付38亿美元。其于1991年为栖息地恢复计划支付了10亿美元和支付了超过20亿美元的清理费，之后又为1万多名渔民和土地所有者赔偿了5.07亿美元，接着，2008年又对原油泄漏沿岸的罐头厂工人和阿拉斯加本地人赔付5亿美元。　　如果康菲石油真的基本完成了两个彻底，无论如何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我们所有的目标是将环境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接下来的事情是为了环境治理和预防今后事故的再次发生。　　无论是从我国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未来的油气勘探与开采都将以深海领域为主要发展方向。经过几十年的勘探开发，在我国找到陆上大型油田的几率不断降低，而现有的大型油田又面临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增高的难题。相比较之下，如果技术进步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石油替代，那么开发程度很低的海洋必将成为未来油气资源开采的发展方向。　　同时，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也逐步缓解了深水油气开发中最大的瓶颈——即高成本问题。综上，中海油推出深水油气开发的战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既然深水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不可避免，海洋污染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那么如何制定科学合理、注重安全的环境保护发展战略，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有一个严谨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约束。　　笔者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约束需要更新。制度安排更新包括：首先，发生事故后，需要及时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和尽快开展相关工作。其次，在清理方面，应当明确规定清除油污和追偿费用程序。第三，在追究责任方面，应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调查环境刑事犯罪，按照相关法律进行责任处罚。第四，在赔付方面，明确破坏环境责任方应给予受损方相应赔偿，由于海洋污染的严重性和完全治理的困难，从重处罚也是各国为预防海洋污染所做出的必要举措。　　相对于陆地污染，我们的海洋是一个相对清洁的环境。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海洋开发中，尽量保持海洋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重视事后的经验教训总结，因此这次事故如何处理很重要，应该是今后应对我国海洋污染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年来，随着中海油勘探开采的不断深入，其油气产量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为满足能源需求做出了贡献。但是，渤海湾的漏油事故，使得中海油深海油气领域的大规模扩张规划受到质疑。2008年底，中海油提出将在2009—2020年间，主要针对上游的油气勘探及开发领域投资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主要是对深水和超深水海域的勘探开发及作业能力建设。据说，中海油在南海已探明的储备达31亿吨油气当量，大部分位于深水和超深水海域。那么，中海油的发展规划对潜在风险及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应对措施，有没有严格的考量？　　不能让下一个“大爷”冒出来 　　再让我们看看渤海湾蓬莱19-3油田开采权所有者中海油。中海油被授予开采海洋石油的专营权，完全拥有中国5米以上水深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权；由于技术能力有限，很多项目采取国际招标，外包给外资公司进行开采作业。此次事故发生后，中海油称将协助康菲公司清理溢油，并对事故作出反省。很快，国家海洋局即认定它的责任将只根据其与康菲公司的合同确定。　　看来中海油的“公关”相当成功。此后在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中，中海油似乎已悄然从此事件中全身而退。如果发生了事故，后果都由作业者承担，那么“二房东”这种有权无责的日子，过起来真是太舒服了。　　因为得到公共资源而获利的企业，本应更加谦卑和低调，却为何让人感觉是“大爷”？掩盖过错、拖延乃至推卸担责是几乎所有犯错企业本能的共同选择，如果只是“要求其向其公众道歉”，甚至豁免某些责任者，那么这样的“幸运环境”一定会弄出下一个“大爷”来。　　我们总是对大企业特别呵护，这是出于对其创造的巨额经济利益的赞赏？问题在于，巨额经济利益是它单凭自己努力赢得的吗？在大企业闯祸之后，一些相关主管部门总会再三衡量“应当兼顾”的利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犯错者的纵容。而在此次事故发生后的多方博弈中，我们发现，有些利益的代表人明显弱势，有些利益则可能并无代表人，比如渤海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问，如果油气有价，环境资源是否有价？　　现在，我们应当把注意力从企业的“危机管理”、“公开说谎”等等并无太大意义的细节上移开；而必须深刻反省：今天仍然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的对海洋、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是否在观念和整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偏差和疏漏？我们的监管和追责是否已足够严厉，严厉到能够尽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当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具有特别的侵略性时，如果暂时没有可靠的技术来保证环境安全，那就应当严格控制甚至禁止这种经营活动；如果我们授予某家企业开采利用公共的自然资源的特权，就必须同时加诸它更多的责任，严厉地监管它、约束它。我们必须始终谨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判断人类为获取今天这些经济收益，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